土壤與花朵：文藝評論的個人化與人民性
古人有云：上善若水；又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我也借用這個比喻，說：人民如水，我們不能只顧喝水。我們在喝水的同時，在向衣食父母索取生活需要和榮譽的同時，不妨停頓一下，通過“人民”這面如水的鏡子，照照我們當今的文藝評論。
現(xiàn)在文藝評論越來越小眾化，走的是一條比較狹窄的道路。文藝評論基本上是圈子里的人在看，在感興趣，與大眾的生活隔膜很深。其原因，固然與社會多元化以及社會分工的細化有關(guān)系，不過，從評論主體的角度看，我們的文藝評論者普遍缺少了一種公共知識分子情懷，缺少一種以文字介入生活的勇氣和能力，對世道人心的洞察太少，對時代話語把握不住。我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往往還趕不上微信里面的一條段子深刻、吸引人。現(xiàn)在學術(shù)圈子里，形成了一種很不好的八股風氣、圈子文風，文學研究的功利化傾向嚴重，行文死板僵化，語言乏味，而且喜歡賣弄一些令人費解的理論、概念、術(shù)語，似乎不那樣就不叫學術(shù)。那樣的東西，連作者自己都不愿看第二遍，又怎么能讓別人愛看，讓“人民”愛看？一些評論家缺乏一顆“藝術(shù)公心”，評論標準搖擺，有時把一流作品批得體無完膚，有時又把三流作品捧得頭頭是道，今天迎合這個，明天迎合那個，如此，文藝評論的公信力何在？這樣的評論和論文越多，證明評論離“人民”的距離越遠，離“人民”的信任度越來越遠。
俄羅斯偉大的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說：“人民是土壤，它含有一切事物發(fā)展所需的生命汁液；而個人則是這土壤上的花朵和果實。”別林斯基的這個比喻看似尋常，實則有些意味。從文藝評論的角度講，說人民是“土壤”，意味著人民是評論家言說的根本語境，離開這個語境，評論也就喪失了生命力。評論家個人從土壤里生出來，變成“花朵和果實”，一方面說明這個“個人”帶有了“人民性”，包含了正義和進步等因素；另一方面也說明，作為“人民”的成果，個人以美和豐滿的形式回應了“人民”。對“人民”的回應是評論家的本分所在，也是獨特所在。他獨特到可以用人民供養(yǎng)的“生命汁液”去寫評論，寫出既有個性又能感染人的文字，并且可以有向土壤言說的權(quán)威了。
“人民”所需要的評論家，首先應該是一位好的話語家。這里的話語，不光包括私人話語，也包括公共話語，評論家應該學會這個時代的公共話語。他的文風扎實，能用公眾喜聞樂見的話語方式表達觀點，既帶有個人的風格，又能啟發(fā)大眾的言說欲望，道出同一語境里普遍隱藏著的心聲。作家有話語之根，那是中國這片土地上的聲音，是最親切、最貼近生活的言說。評論家也應該有自己的話語之根，對中國作品的評析，用中國話說出來，讓人懂得，讓人回味，而不是半生不熟地炒作脫離中國語境的那些詞匯。世界上的道理，最深刻的往往與最誠樸聯(lián)系在一起，最先鋒的往往與最民間的聯(lián)系在一起。堅持誠樸，傾聽民間，說出真理，正是評論的魅力所在。可惜現(xiàn)在，真正用中國做派說中國話的評論家還是嫌少，有魅力的文藝評論也不多。
“人民”所需要的評論家，是貨真價實的文藝鑒定家。要堅持藝術(shù)的公心不容易，除了某些情況下“私心”作祟，還存在一個審美能力的問題。一個評論家面對作品，如果缺乏一個專業(yè)的鑒定眼光，文學感覺不到位，審美水準低下，再有公心也是枉然。不能準確說出好壞，犯常識性錯誤，實際上等于和文學隔著一層，成了門外漢。我們看一些考古專家，一件文物放在面前，觀摩片刻，即能說出一件陶器的年代、一幅字畫的真?zhèn)危斘奈锍钟姓邌枺骸斑@是西周的吧？”他說：“不，這是上周的。”并能講出一套可靠的證據(jù)。文藝評論家也當有這樣的本事。一部文學作品擺在案頭，看完或者不用看完，即能準確鑒定出這部作品的成色和瑕疵，好處說出好來，壞處說出壞來。這樣的評論家讓“人民”信服。雖然，文學作品跟文物有所不同，前者或多或少帶有某種藝術(shù)的含混性和想象、情感、虛構(gòu)等因素，所以有“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說法。不過，智者見智是因為作品里面有“智”，仁者見仁是因為作品里面有“仁”，有靠譜的東西，如果無智說智，不仁說仁，就不是一個評論家該有的水平了。
“人民”所需要的評論家，是有社會良知的人。社會良知這個詞人們常講，聽得有點麻木，可它確實稀缺和重要，又不容易實行。對一個評論家而言，社會良知首先意味著一種擔當？擔當什么？擔當最高的人道主義。公共知識分子的本色，就在于他能脫開自身利益，站在人道的立場，為他人說話，為公眾說話。一個哪怕最失敗的知識分子與一個最成功的商人之間的最大區(qū)別，就在于前者只要有點錢活著，就有脫開自身利害為他人說話的本能，而后者活著是為了有錢，為他人說話辦事的出發(fā)點，大多還是自身的利益。魯迅當年在《關(guān)于智識階級》的演講中說：“真的智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智識階級。”所以，是否“不顧利害”是檢驗真假知識分子的根本標準。不顧利害才能去擔當，否則，老是打著個人的小算盤，如何擔當？真的文藝評論家，天然地就是公共知識分子，而且他的職責是又評又論，當然更應該擔當，更應該不顧利害，更應該去言說。
“文藝”評論家作為一種身份，意味著他主要是站在“文藝”的本體立場上說話，這樣才有效、得體。文藝的本體立場大致來說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從文本內(nèi)部去解析文學性、藝術(shù)性，另一方面是從宏觀上評價作品所涉獵的社會歷史內(nèi)容，兩者缺一不可。關(guān)于社會歷史的評論，必然要涉及公共領(lǐng)域，必然會產(chǎn)生公共話語。那種公共話語的好壞，必然反映出評論家的社會良知達到什么程度。有悲憫情懷，明是非善惡，同情弱小，關(guān)注底層，是公共話語中的應有之義。文藝評論家當以文學和藝術(shù)的方式，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說話，為“人民”說話。
英國詩人濟慈有一句名言：把名字寫在水上。通俗地借用一下，我們是把評論寫在水上，能不能留下痕跡，就看作為和造化了。人民如水，當我們在水面看見倒影的時候，但愿能問心無愧地說：我是我自己，我同時也是“人民”。
（作者系蘭州交通大學副教授、全國中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級研修班學員）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