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合伙人》：時代脈動下的“中國夢”
今年上半年國產電影帶給觀眾不少驚喜，《中國合伙人》更是讓人眼前一亮。這部影片講述了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三十年大變革背景下的三個年輕人的創業故事。影片故事真實感人，既富有青春活力，又不乏熱血勵志，貼合時代脈動，上映后也引發了社會層面的廣泛討論。值得關注的還有本片導演是來自中國香港的陳可辛，在“北上”數年之后，陳可辛終于把準了內地觀眾的脈搏，為華語電影的進一步融合做了一個值得借鑒的范本。本期特別關注以《中國合伙人》為例，以不同視角評論這部影片的價值和意義，啟示我們如何更好地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編 者
講述“新長征”路上的故事
——析電影《中國合伙人》的“土鱉”精神
趙 彤
>> 在《中國合伙人》講述故事的2013年，以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為內涵的“中國夢”，已經成為我們的民族和每個人的共同理想。在實現這個夢想的歷程中，成東青們的故事是主旋律中的一個重要聲部。
<< 陳可辛深諳故事從哪里轉折更能抓住觀眾，在他的這部影片中，“中國夢”在中國這塊沃土上得以實現，正是這三個小人物的“中國夢”展現了整個民族的崛起。
成東青在《中國合伙人》里被戲稱為“土鱉”。不僅孟曉駿、王陽這樣叫他，他自己也不否認。在與美國EES代表波諾談判時，他甚至用英語向他解釋“土鱉，是一種軟殼烏龜”，而自己就像土鱉，對外界抱有高度的恐懼。可以說《中國合伙人》講了一個“土鱉”成長的故事。但其中的“土鱉”不僅指成東青一個人。
在我們當代語匯中，“土鱉”通常是個貶義詞。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在使用者和被使用對象之間隱含著前者俯視、蔑視后者的不平等色彩。“土鱉”一詞，常在兩種典型情境下被使用：一是城里人用以稱呼那些進了城、卻不具備所謂城里人觀念的鄉下人；二是有著海外經歷（這種經歷大多與西方發達國家相關）的人用以稱呼那些沒有留過學、出過國或者沒有綠卡的土生土長的同胞。
1979年，成東青夾著鋪蓋卷邁進燕京大學的校門。這一年，中國帶著“文革”的創傷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大門。鄉下人進了城，中國開始向外展開視野。在影片的初始情境中，鄉土中國和鄉村青年都被卷進了“新長征”路上。
在中國現代史上，中國工農紅軍從1935年到1936年的戰略轉移被稱為“長征”，起步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發展戰略被比喻為“新的長征”。
“長征”的影像故事，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為策略，以泥腿子鬧革命為情節，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力量支撐，以班排組織為行動單位，以戰場為主要行動場所，以為全中國人民打天下、謀幸福為激勵群體中每個人的夢想。這個關于革命的敘事模式，被廣泛運用于對長征以后諸多歷史時期的影視劇中。這個奮斗故事的主旋律是隊列口號“一、二、三、四”。
《中國合伙人》講了一段“新長征”路上的故事。這也是一個講述奮斗、夢想為主題的故事。與“長征”類型的故事不同，它的主旋律開始于“一、二、三、四”，卻不止于“一、二、三、四”，而是延伸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這多出來的“五、六、七”，是《中國合伙人》基于崔健的歌，而又更具象地對改革開放后，當代中國歷史進程新變化的感受、描繪和總結。這個故事，不是關于農村的，而是關于城市的；不是關于戰場態勢的，而是關于市場態勢的；不是關于仇富的，而是關于致富的；不是關于反帝反封建的、而是關于反封閉的；不是關于領袖的，而是關于平民的；不是關于“依靠組織”的，而是關于個人奮斗的；不是拘泥于藍領的，而是關于“土鱉”成長為“金龜子”的；不是關于體力勞動者的、而是關于腦力勞動者的……無論這個故事較之以往的“長征”類型故事，有怎樣的不同，但有一點是相通的，即它終究是關于夢想和尊嚴的，不是僅僅是成東青、孟曉駿和王陽的，還有這個國家和時代的。
主旋律敘事不是中國電影電視劇的獨特追求，或者說被給予的命題，包括好萊塢在內各國文化藝術都有各自的主旋律追求。然而主旋律敘事并非只保持著一成不變的姿態，就可以取得一勞永逸的效果。沒有變化的旋律，會慢慢變成老調，用以懷舊還勉強夠用，但用以感染年輕人則未免乏力。旋律要有變化才能感人，沒有變化就是重復。譜寫主旋律也要有年代上的考量，五六十歲的中國人大都會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今天的年輕一代更喜歡唱《紅旗飄飄》，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文化發展規律。車爾尼雪夫斯基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要求貼近，就應該有貼近式的主旋律聲部。
相較于諸多影視劇關注的“海龜”們，《中國合伙人》貼近了一個“土鱉”；相較于炙手可熱的“國學”，《中國合伙人》貼近的是“英語”。可以說這部電影是以“土洋結合”的視角，來觀察近3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中國人心態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看，中國社會30多年來探索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歷程，或者我們正在經歷的“轉型期”，就是一個“土洋結合”的過程。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典型的特征。《中國合伙人》在這個典型環境中，開始塑造它的典型性格。
如果說“土”意味著淳樸、厚道，那么在這個意義上，成東青這個“土鱉”和從前的“泥腿子”、“土八路”，是有共通之處的。但較之“泥腿子”、“土八路”，成東青生活的土壤畢竟不同以往了，他的英雄業績也就不同了。“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身”，這是“長征”故事中英雄們忘我的信念。成東青走的卻不是這條路，而是在謀求自身生存、發展的基礎上，為他人創造生存和發展的機遇。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大學就業機制開始進入雙向選擇的軌道，成東青早走了一步，不是因為先知先覺，而是迫不得已。如果說他的成功具有啟示意義的話，那么這個意義就是“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自力更生永遠是每個人生存、發展、成就事業的基石。
成東青不僅是一只“土鱉”，還是一只沒能在“體制內”站穩腳跟的“土鱉”。這讓他的成功更顯悲壯，這讓《中國合伙人》的內涵更為耐人思量。即便在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已久，國營、民營、私營在法律意義上都成為體制內的組成部分時，“體制”的觀念仍然存在。非政府的企事業部門及其員工，仍舊被歸于“體制外”之列。《中國合伙人》講述的成東青、孟曉駿、王陽的故事，無疑是唱給“體制外”奮斗者的贊歌。這個關于夢想和奮斗的故事，使由李向陽、李雙雙、高占武、雷鋒、焦裕祿、沈浩、郭明義、楊善洲等構成的主旋律形象序列更為豐富。如果說成東青三人的故事還包括虛構的成分，那么片尾所涉及柳傳志、馬云、馮侖等現實形象，則毫無疑問地讓現實為“體制外”的夢想做了生動的注解。
在成東青這只“土鱉”和孟曉駿這只“海龜”的故事交織中，《中國合伙人》對夢想的“中國式道路”與“美國式道路”進行了描繪和判斷。孟曉駿從美國狼狽而歸，這與我們很多影視劇所描繪的主人公去了美國就成功、到了廣東就致富的情節大異其趣。這是對“赴美必然成功說”的一個反撥，但不是對向西方學習必要性的否定。因為成東青的成功故事并非純粹的土里刨食，他的利器是英語，這只“土鱉”雖然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但他的文化積累中有很多從西方學得的東西。“新夢想”的成功也絕非故步自封的結果，這個教育產業品牌企業的成長與成熟，與孟曉駿為之注入的從海外學到的本領密切相關。正如成東青對孟曉駿在團隊中作用的評價——“他能看到我們還看不到的地方”。而“新夢想”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則把“新夢想”從土著企業推向了國際市場。
中國有句諺語叫“只看見賊吃肉，看不見賊挨打”。意思是大眾往往只艷羨豐厚的獲得，而不愿意去體會獲得背后的艱難。越是在浮躁的社會氛圍里，人們越是愛只幻想“天將降大錢于斯人也”，卻不大愿意去想那些“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磨礪。《中國合伙人》在描繪成東青給孟曉駿在美國購置房產、捐贈實驗室這些一擲千金的行動之前，用更多更重的篇幅講了他要讀800本書、爬電線桿貼廣告、一本一本背英語字典、談判之前背誦整本法律條文的情節。成東青的成功銘刻著“知識改變命運”的箴言，烙印著“窮且益堅”的形象。在歌曲《真心英雄》里，有一句歌詞——“不經歷風雨怎么見彩虹，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帶有很強傳紀成分的《中國合伙人》大書特書了成東青這只“土鱉”走向成功的“土辦法”，承繼了“長征”類型故事中對“土槍土炮”的精神尊崇，這對于所有期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中國人，對于我們渴望偉大復興的民族，都是切實的鏡鑒。
《中國合伙人》原名叫“American dreams in China”，意思大概是在中國的美國夢。在筆者看來，這個英文名稱適用于本片前半部分，在孟曉駿回國加入“新夢想”團隊后，以后的故事用“China dreams in American”更貼切。在《中國合伙人》講述故事的2013年，以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為內涵的“中國夢”，已經成為我們的民族和每個人的共同理想。在實現這個夢想的歷程中，成東青們的故事是主旋律中的一個重要聲部。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