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的“古籍”情
傅璇琮（速寫） 羅雪村繪
傅璇琮，生于1933年，祖籍浙江。古籍研究專家，曾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副組長，中國唐代文學會會長，第八、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他曾任中華書局總編輯，現任清華大學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兼任《文學遺產》、《文獻》等10余家學術期刊學術顧問；他著述等身，譽滿天下，但仍筆耕不輟。對待“古籍”，他執著追求執著愛，他就是傅璇琮。
他少時家境并不闊綽。上初中時，他用給《開明少年》撰文得到的稿酬，購買朱東潤先生的《張居正大傳》等書來讀。1951年，他進入清華大學，次年因院系調整，轉入北京大學。這個時期，他受知于浦江清、王瑤、游國恩、林庚等古代文學名家。這位才華橫溢的青年受到名師的感染與熏陶，信心百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書籍之中。
大學畢業，他以才名獲得北京大學的認可，留校為浦江清先生助教。在浦先生身邊，他的古籍興趣日漸濃厚，對學術充滿了無限的憧憬。
1958年，他因事調入出版界。在新的工作環境中，他“潛心于書齋，超然于兢途”。有時，為了充分利用時間，他舍棄午餐，潛心于圖書館的“古籍”紙堆里，用饅頭開水充饑。讀書、編撰、整理古籍，他“忘卻營營”，樂在其中。
令他猝不及防的是，這樣的“樂”，很快破滅了。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在干校，白天勞動改造，晚上思想教育。冬寒夏熱，忍饑挨餓。艱苦與勞累，很多人生活絕望，而他，有書就有樂趣。沒有燈，他借助手電光亮讀。蚊蟲叮咬，他用被子遮著讀。就這樣，他從《詩經》讀到清人文集，從《史記》讀到晚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等日記雜著，從費爾巴哈的《黑格爾哲學批判》讀到丹納的《藝術哲學》。閱讀日益廣博，學識日益深遠，古籍研究也隨之漸有成就。他開始參加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為《全唐詩》、《史通》等撰寫出版說明，撰寫《高明的卒年》等，受到學術界的關注。
錢鐘書先生曾將自己的力作《管錐篇》贈給他，并在扉頁上題曰“璇琮先生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精思劬學”是“因”，“發千古之覆”是“果”。思考有了結果，他往往會興奮不已。有時，吃飯中間，他想起問題，甚至放下碗筷就進了書房。深思熟慮，他的見解自然高屋建瓴。1978年，他撰就《唐代詩人叢考》，他嘗試著研究“小家”與“大家”的關系，以群體研究來理清唐代文學發展脈絡。在他的影響下，大陸古代文學研究掀起了“叢考”熱。
對他來說，這種“導夫先路”絕非曇花一現。他撰寫《李德裕年譜》，曲達旁通，由譜主可以略窺大半個中唐文化。他撰寫《唐代科舉與文學》，從文化史角度研究文學，打開了我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又一扇窗口：大陸、港、臺學者中竟然有數十種研究，不僅內容、方法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就連題目結構也有驚人的近似之處。他的《唐翰林學士傳論》，是我國文化史上第一次嘗試性為翰林學士立傳，為中國文化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學術空間。
更令人贊嘆的是，他在古籍研究領域有大局觀。當今學術界，幾無比肩者。1980年以后，編成《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等力作，他便開始思考中國古籍乃“全人類的寶貴財富”這一宏觀性問題。30年間，他曾主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唐才子傳校箋》、《中國文學大辭典》、《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宋登科記考》、《宋才子傳箋證》，又組織、策劃整理《全宋詩》、《續修四庫全書》、《中國古籍總目》、《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等，這些工作視野宏闊，意義深遠。因為工程浩大，他所發揮的，是令人難以想象的超越個體的巨大作用。他以身作則，知人善任，是一個奇跡般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他不以才高而輕人，不以大家而自傲，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親切地稱學生“同志”。師從他學習的弟子，從未見他慍怒。發現新材料，他一定會轉贈給學生。工作繁忙，他沒有忘記學生，即使出差在外，他也要給學生留下聯系方式。他用愛激勵學生，用愛給他們力量。
他關愛學術新人，大陸內外有口皆碑。正是如此，他也受到很多學者的敬重。他，常常自慰自勉“力求好學深思，摯于知音”。自1981年以來，僅他應邀為學界友人作序即近百篇，在當今學壇實屬罕見。他，習慣用書信和學者交流，很多獲贈他書信的學者，如獲至寶。
讀書人愛書，為了使更多人能讀到書，他將自己的書贈給天一閣、清華大學圖書館等單位。借用他喜歡的《文心雕龍》中的一句話，那就是“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