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懂得怎么‘賣’自己”
“我們要懂得怎么‘賣’自己”
海峽兩岸紀錄片從業者探討紀錄片的生產營銷
2014年起，我國將實施更多扶持紀錄片發展的舉措，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不僅要增加扶持基金，還要求34個上星綜合頻道，平均每天必須播出30分鐘以上的國產紀錄片，這對國產紀錄片來說是個好消息，有了更廣闊的播出平臺，必然會刺激生產，激發創作熱情。但如何才能做出兼具文化內涵和觀賞性，又讓電視臺和觀眾買賬的紀錄片，是擺在從業者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編 者
紀錄片《茶，一片樹葉的故事》講述了近60個茶葉人的故事，通過這種方式尋找茶的精神跟當下人的靈魂和心靈之間互動的關系
“后來他找到了嗎？”看完《茶，一片樹葉的故事》第二集，臺灣“中華廣播電視制作商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俞曉佩問這部紀錄片的總導演王沖霄。在這一集的開始，講述了一個新疆男子米吉提為找到昆侖雪菊治療妻子的高血壓，并帶回種子種植，冒著生命危險騎馬翻越大山，到喀喇昆侖山深處尋找野生雪菊的故事。“我們跟著他拍了20多天，對于是否能找到，也是未知。后來還是沒找到。”王沖霄回答。《茶，一片樹葉的故事》于去年11月在央視播出，6集的容量，講述了將近60個國內外茶葉人的故事。尋找野生昆侖雪菊是其中的一個故事。拍攝過程很艱苦，王沖霄回憶：“我們上山3天，下山3天，那條路很危險，寬度僅30公分，只有驢能通過。期間大家也受了傷。”
俞曉佩不僅表現出了對片中人物生活和命運的關注，作為臺灣的紀錄片從業者，他也拍過關于茶的紀錄片，央視的《茶，一片樹葉的故事》讓他驚喜：“你們突破了一般茶文化的范疇。”
由中國視協、臺灣“中華廣播電視節目制作商業同業公會”主辦的第二屆海峽兩岸電視藝術節暨海峽兩岸電視論壇日前在重慶舉辦，大陸和臺灣的紀錄片從業者帶來了各自創作的《飛閱臺灣》《茶，一片樹葉的故事》《故宮100》《對焦國寶》進行觀摩和探討。《茶，一片樹葉的故事》一集有50分鐘的長度，第二集放映完后，王沖霄原本覺得針對本片的交流時間短暫局促，但事實是，臺灣同行的問題和感慨很多。讓臺灣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副總裁顧超驚訝的是大陸紀錄片團隊的工作效率：“在兩年時間里，你們在片子里拍了這么多主題，而且是復雜的主題，在臺灣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們是怎么走上紀錄片之路的？”
《茶，一片樹葉的故事》于3年前立項，前期調研用了1年多時間，采訪了800多個茶葉人，2011年春天開始拍攝，1年半時間，導演組奔赴全國13個省區和日本、英國、肯尼亞等7個重要的茶葉國家，拍攝了70多個茶葉人的故事，用王沖霄的話說，“經過漫長而痛苦的剪輯，后來忍痛割愛，保留了近60個人”。
“我們這次不是抱著傳播茶葉知識的初衷來講述茶，而是選取了茶和當下人類的關系這一角度。”王沖霄介紹，“講述60個茶葉人的故事，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尋找茶的精神跟當下人的靈魂和心靈之間互動的關系。茶不僅僅是對人心的一種撫慰，也可能是當今世界一個精神訴求的方向。”
《茶，一片樹葉的故事》的導演組是個非常年輕的團隊。“70后”的王沖霄算大的了，另外有兩個都是“80后”。曾獲臺灣金鐘獎最佳導演獎的劉嵩很好奇：“你們是怎么從事上紀錄片創作的工作的？是專業體系的培養還是個人境遇的巧合？”
王沖霄和另外兩個“80后”導演，都不是出身于專業院校的紀錄片專業。三個人的專業背景是新聞、廣告和中文。他們都曾在央視的新聞中心工作。“在新聞中心工作的好處，就是處于跨界創作的狀態，大家不僅做短新聞、長新聞、深度報道，也會用紀錄片的創作手法制作新聞節目。”王沖霄介紹。正是這段用紀錄片手法關注現實、用新聞記者的眼光去看待紀錄片的經歷，為此后他們在紀錄片頻道的創作做了一個準備。2005年，他們拍了大型紀錄片《故宮》。王沖霄說，這部作品對他們最大的幫助，就是影視視聽語言的訓練，“我們之前做新聞，可能在影視手法上沒有那么專業，《故宮》團隊的合作伙伴有很多電影人才。我們都比較年輕，吸收能力很強”。
一部臺灣紀錄片的票房奇跡
《看見臺灣》是目前正在臺灣電影院線上映的一部紀錄片，在去年12月中旬時，票房已達1.62億臺幣（合人民幣2800萬元），創造了臺灣紀錄片的票房奇跡。顧超表示，原本他們預估的票房只是5000萬到7000萬臺幣。為了避免盜版，影片還沒有出DVD版，所以這次顧超只帶來了23分鐘的《飛閱臺灣》。《飛閱臺灣》和《看見臺灣》分別為“臺灣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均嘗試航拍臺灣。
從籌劃到上映，《看見臺灣》用了5年時間，僅拍攝就用了3年。“這樣一部航拍的影片，都是飛來飛去在拍，沒有演員，觀眾到底能不能接受？”拍攝時顧超心里沒底，也對觀眾會有什么樣的反應好奇。如今這部影片的成功，在他看來既有偶然因素也有非偶然因素。《看見臺灣》在延續航拍臺灣自然風貌的基礎上，加上了顧超說的“非偶然因素”：講述臺灣美麗的山被濫墾、河流被污染、食品安全問題等。他認為這是可以間接引發大眾議題，被觀眾當做話題來討論的，“影片上映時，這些因素會打動老百姓，他們會自問‘我們的安全感在哪里’”。
“行銷”這個詞在顧超的話語里出現的頻率很高。現任副總裁的他，也曾是一位紀錄片工作者，做到后來，他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很會說故事，很會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可是不懂得怎么‘賣’自己。一部紀錄片做出來后的影響力，它能被多少人看到和理解，很多時候我們是在賭運氣。”所以他認為，用行銷的方式，讓紀錄片達到最大化效應，是紀錄片工作者應該考慮的問題。
《看見臺灣》是紀錄片和商業結合的一個成功案例。臺灣是個航拍很困難的地方，70%都是山，山里的氣流非常不穩定。租一個直升機拍攝價格不菲，一個小時要兩三萬人民幣，在臺灣的中部繞一圈，至少需要四五個小時。“經費消耗非常可怕，我們非常清楚，這部片子在商業操作上必須要花大力氣。”顧超說。
5年前，《看見臺灣》的制作成本估算是1000萬元人民幣。顧超介紹，拍攝過程中他們一直在發愁：錢從哪里來？幾年當中，他們去和很多基金會和其他的一些機構談合作，吸引他們投資的條件就是——共同擁有版權，并為他們制作類似素材。“這個過程非常非常辛苦，不斷去找錢，不斷積累拍攝素材，花了3年時間，才最終有《看見臺灣》的誕生。”顧超表示。
成功的紀錄片帶給創作團隊的影響
《故宮100》是故宮博物院和中央電視臺聯合制作的大型紀錄片，每集5分鐘，共100集，梳理了故宮地上建筑群的100個點，帶領觀眾看見“看不見的紫禁城”，每集風格不求相同，呈現出多樣化的藝術風格和講述方式。本片播出后，在豆瓣上的評分是9.1分，這是總導演徐歡如今講起來仍很自豪的成績。
讓徐歡感慨的是，一部成功的紀錄片帶給創作團隊的影響。紀錄片《故宮》的導演團隊，后來一起創作了這部有實驗性質的《故宮100》，這次的實驗影響了再后來他們創作的《茶，一片樹葉的故事》。包括今年在央視播出的系列紀錄片《下南洋》《大國重器》，也是當年《故宮》的導演團隊做的。“當年《故宮》的成功，使我們今天依然能夠堅守在紀錄片事業里。”徐歡說。
《故宮100》有總導演、執行導演、分集導演等，這讓劉嵩很驚訝：“在臺灣，我們一般一部片子只有一個導演，不會有分集導演，其他導演也不會插手。大陸是一個導演群，你們是什么時候開始這么做的？這樣合作有什么體會？”
劉嵩這次帶來的是紀錄片《對焦國寶》中的一集，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講述了臺北故宮博物院中的一幅畫，由范寬創作的《溪山行旅圖》。這一系列紀錄片，經過了18個月的調研，12個月的拍攝和12個月的剪輯。這是讓徐歡表示“很羨慕”的工作節奏。在大陸，節奏要更快才行。《故宮100》從創作到播出，用了1年時間，調研和腳本的工作完成后，用了4個月的時間集中拍攝和剪輯。“這種操作模式，就像一個工程，里面必須有分工，總導演、執行總導演、分集導演、攝影、美術、音效等，都是這個大工程里的工種。”徐歡說，“這樣的分工，才能使我們能在這么快的時間里完成100集的制作。”
王沖霄認為，這是中國電視紀錄片發展到現在必須要經歷的階段。“這兩年中國電視紀錄片爆炸性增長，但電視紀錄片的人才儲備非常不夠。大量的年輕人剛從學校畢業，完全沒有社會經驗，就參與到《故宮100》和《茶，一片樹葉的故事》這樣大型紀錄片的拍攝。我們就像師傅帶徒弟一樣。他們參與到創作中，就會被署名為分集導演。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過渡。”
過渡時期的另外一個現狀，就是中國大陸的紀錄片創作里，缺少一個國際慣例中的制作人的角色。王沖霄表示：“實際上現在的總導演既承擔了制作人的角色，又要參與到創作中來。隨著這個階段的過去，越來越多的導演成長起來，同時成熟的創作人員轉為制作人，有個良性的導演培養機制，將來總導演和執行導演的角色，就會自然而然消亡。”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