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影找回熱血的理想主義
盧庚戌在《怒放之青春再見》拍攝現場
在1月10日將上映的電影《怒放之青春再見》中，有一段臺詞令人感慨：“曾經以為那是一段路過，后來才發現那是永遠。愛過、痛過、遺憾過，也許這就是青春吧。青春最重要的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我們曾經奮不顧身地瘋狂過。人的一生中至少有兩次奮不顧身，一次為愛情，一次為夢想。”
也許是因為導演盧庚戌民謠音樂人的身份太過深入人心，以至于當這段對白被主人公馬路和李愛緩緩道出時，你幾乎能從中體驗到一種音樂般的韻律感。盧庚戌說，這段對白是主人公的心聲，更是自己的心聲，而他拍攝《怒放之青春再見》這部懷舊青春片的原因，就是想為自己以及“70后”這一代人的青春留下一個紀念。
青春，對于已經43歲的盧庚戌來說，實在是太過美好的東西。1994年，盧庚戌在《志偉》中唱道：“年輕故事有些傷悲，現在你已習慣孤獨沉默”——青春對于那時的他來說，是苦澀而迷茫的。2001年，盧庚戌在《一生有你》里唱道：“多少人曾愛慕你年輕時的容顏，可知誰愿承受歲月無情的變遷”——青春對于那時的他而言，帶有些許惆悵與感傷。2013年，盧庚戌在《青春再見》中唱道：“最后一班午夜列車，悄悄帶走了青春，最親愛的人最美的時光，漸漸刺痛了回憶”，青春對于此時的他來說，已是那樣值得回憶與追溯。
在電影《怒放之青春再見》的結尾，主人公馬路與三個大學時的好哥們兒重新抱起吉他，在海邊唱出了當年那些沒能唱完的歌曲。在對面的碼頭上，那些愛他們的人以及他們愛的人個個淚流滿面，仿佛白衣勝雪的青春已然重新降臨。盧庚戌說，自己之所以為影片取這個名字，就是想告訴所有年華已逝的“70后”：“當青春再見之后，我們依然要怒放。”
記者：作為一位音樂人，您為什么希望通過一部電影來追憶自己的青春？
盧庚戌：我可以說是一個很有青春情懷的人。在音樂方面，我寫了很多懷念青春的歌曲，比如《一生有你》和《蝴蝶花》，但總是感覺有點兒不滿足。姜文拍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我特別喜歡，4年前的一天我突然萌生了一個想法：為什么不拍一部屬于我們“70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呢？于是，各種回憶如潮水般涌來，《怒放之青春再見》的故事便漸漸成形了。
記者：請您形容一下“70后”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什么樣的。
盧庚戌：我認為我們這代人最陽光燦爛的日子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也就是我們的大學時代。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歷過幾次大的文化思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從文學界的朦朧詩到美術界的“85新浪潮”，從電影界的“第五代”發軔到音樂界的流行音樂崛起，那是一個新事物不斷涌入的大時代，整個社會文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另外一次文化思潮則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初，港臺流行音樂和好萊塢大片迅速進入了我們的生活，“四大天王”、Beyond、“魔巖三杰”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而我的大學歲月，恰好與這個時代重合。
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時大學校園的草坪上，總是坐著男男女女一大幫人，男生抱著吉他一首接一首地唱著自己創作的歌，女生則在一旁陶醉地聽著。在這幫人里，誕生了高曉松、郁冬、老狼以及我這一批日后的校園民謠音樂人。當時大學男生之所以流行組樂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追女孩，沒幾個是為了成名、賺錢才彈吉他唱歌的。那是市場經濟大潮席卷而至的前夜，詩歌與音樂仍遍及整個校園，大學生活就是白衣飄飄的同義詞。那時的年輕人大多具有理想主義情懷，他們的理想主義是熱血的。
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整個中國社會快速奔向全面的經濟發展，年輕人對物質的需求愈發強烈，精神上的熱血卻逐漸冷卻，很多美好的東西似乎一夜之間就消失了。為什么當年唐朝、張楚、何勇這些現在看來并不十分大眾化的音樂人能夠成名，而如今GALA、逃跑計劃等同樣十分出色的樂隊卻沒法走向更為廣泛的大眾？主要還是因為時代已經變了。簡單來說，今天這個社會已經失去了某些音樂類型流行的土壤。
記者：從《怒放之青春再見》中的幾位主人公身上，能夠看到很多音樂人的影子，您是有意為之嗎？
盧庚戌：有影評人對我說，《怒放之青春再見》就是上世紀90年代崛起的一代音樂人的集體回憶，我認同這種觀點。比如男主角馬路，他就和我本人很像，大學時代的我性格偏內向，向女生表白時特別害羞，我想我這種性格能夠代表一大批大學男生，其實樸樹也是類似的性格。而馬路的好友鄭天亮則是一個風流瀟灑、自由不羈的人，經常指點江山般地教哥們兒如何追女孩，他的性格就有點兒像年輕時的鄭鈞。鄭天亮被唱片公司老板看中，卻要求只簽他個人不簽樂隊的情節，則來源于汪峰的真實經歷。
除了音樂人，影片中的人物也有我幾位同學的影子。比如胖胖的錢大寶的原型就是歌曲《志偉》的主人公，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吃飽喝足之后，拼命地幻想——要是我有一個億，該怎么花呀？而瘦猴侯亮的原型人物也是我的一個同學，他小毛病多多，但畢業多年之后，他的形象卻依然常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之中。
記者：如今您眼中的青春，與寫《志偉》《一生有你》時的青春有怎樣的不同？
盧庚戌：記得在拍《怒放之青春再見》中的回憶段落時，一看到年輕演員們穿上那個年代的服裝，我就會莫名的感傷。只有逝去了才懂得珍惜，青春就是這樣。在青春歲月里，我一點兒都不覺得青春有多么美好——那時的我每天都在為工作和房租發愁，為孤獨和迷茫所困惑，青春在我眼中是帶有些許苦澀味道的。然而現在青春已逝，再回過頭去看，我才發現青春真是太值得追憶了。青春為什么美好？因為在那個年紀，我享受著全世界最純真的愛情和最真摯的友情，它們是任何東西都無法取代的。
記者：據統計，目前電影市場的主力觀影人群是“90后”，您將目光集中于“70后”一代的青春情懷，是否擔心影片的受眾人群會被壓縮？
盧庚戌：我聽過一個故事，講的是甲乙兩個人到一個村子去賣鞋，發現村子里沒有一個人穿鞋。甲就沮喪地說，趕快走吧，這村里沒人穿鞋；乙卻興奮地說，太好了，這村里沒一個人有鞋！這個故事的寓意是，以不同的視角看待同樣的事情，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的確，如今的主力觀影人群是“90后”，但《致青春》《中國合伙人》這些青春題材電影票房之所以能夠大賣，依靠的絕不僅僅是“90后”觀眾，更是“70后”、“80后”觀眾。況且很多“90后”看完《怒放之青春再見》后也覺得特別感動，因為每代人的青春都會有共通之處。
記者：從音樂界跨越到電影界，您是不是遇到了很多困難？
盧庚戌：寫音樂是相對個人化的創作，而拍電影是一項團隊性質的工作。做音樂的時候，你只要相信自己的感覺就行了，但拍電影的時候，你不僅要相信自己，更要說服包括投資人、制片人、演員、攝影、美術、錄音在內的一大群人相信自己。沒有團隊意識和領導能力，是絕對當不了導演的，好在我在這兩方面都不算差。影片開拍之前，我心里最沒底的其實是跟演員說戲這個環節，于是我就找來了很多張藝謀、馮小剛等大導演拍片時的紀錄片，認真研究他們是怎樣跟演員說戲的。開拍之后，我和演員的溝通還是比較順利的，他們的表演也超出了我的預期。
記者：那您覺得創作音樂與創作電影有沒有共通之處？
盧庚戌：無論寫歌還是執導電影，都需要敏銳的藝術直覺。首先你要能夠清晰地判斷什么是打動人的好東西，這是一種藝術上的天賦，有的人就是覺得難聽的音樂好聽、難看的電影好看，這類人顯然不適合搞創作。在此基礎上，你還要有一種鉆研精神，就像《一生有你》的歌詞我寫了7年，經過反復的斟酌和修改才發表，《怒放之青春再見》的劇本也是幾易其稿，搞得幾個編劇近乎崩潰。不過我覺得這很正常，因為只有把自己逼到絕境才能創作出好作品。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