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也家何在 悠悠天地間
莊子為宋國蒙人，在唐代之前已有定論，但是宋代以后，開始出現了不同說法，“楚蒙說”、“梁蒙說”、“齊蒙說”、“魯蒙說”相繼出現。除了國屬，爭議更多的是莊子出生地。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各地對文化名人加倍重視，競相挖掘這類文化資源，延聘專家學者參與認證，從而論辯此伏彼起。概括起來，大致有“河南商丘說”、“河南民權說”、“山東曹州說”、“山東東明說”、“安徽蒙城說”等五種。千古哲人莊子究竟“鄉關何處”？著名作家、學者王充閭先生通過三次實地訪察與調研，給出了他的回答。 ——編 者
作者在河南商丘（民權）訪問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莊周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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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魯西南、豫東、皖北大地上，但見稻麥蒙茸，河渠縱橫，高速公路坦平如砥，兩側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湖澤密布的地形地貌——無情的時間之水，把一切都帶向遠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識的黃沙，遠樹，夕照，炊煙，又有哪一樣還殘存著舊日的蹤影？
算來，結緣莊子已經六十多年了。記得在我就讀私塾的第六個年頭，“四書”、《詩經》、《左傳》、《史記》都讀過了，塾師確定：從是日起，誦讀《莊子》。那是一部掃葉山房民國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是父親回祖居地河北大名探親時，在邯鄲書局買到的。上面有晉代玄學家郭象的注和唐人陸德明的音義解說。不過，老師并沒有參照著講。即便是《莊子》正文，講解得也并不細致，只是逐日地按照篇章領讀一遍，提示僻字、難字讀音，然后就要我們反復誦讀，直到熟讀成誦了，再進入下一章節。要說真正把玩它的奇文勝義，體驗到一些靈識妙悟，那是中年以后的事。當時只記得，先生說，莊子是他的河南老鄉，出生地大約在今商丘東北、考城以東那一帶。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年的月亮早已沉下去，花開葉落說不清多少次了，敬愛的塾師已然骨朽形銷；而“口誦心惟”的綠鬢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滄桑閱盡，但見白發三千，只有那部《莊子》，依然高踞案頭，靜靜地像一件古玩，意態悠閑地朝夕同我對視。而莊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不時地走進魂夢之中。按照孟老夫子“頌其詩，讀其書”還要“知其人”的訓示，我曾設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進莊子的故里，踏著他的屐痕，體味他的靈思，親炙他的遺澤。這個愿景終于可望實現了，可是成行之日，卻又有些躊躇，因為弄不清楚他究竟“鄉關何處”，像宋人詩中所說的：“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間。”
記述莊子的行跡，最早也最具權威性的當屬《史記》。但司馬遷惜墨如金，只在《老子韓非列傳》中記敘了二百三十四個字，說“莊子者，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國屬、里籍，統付闕如。在這種情況下，歷代治莊學者就只好到他的著作中去鉤沉、尋索了。當然，這也并非易事。晉人郭象在《莊子序》中就曾說過，觀其書，自以為“經昆侖，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說得神乎其神，令人望而卻步。但舍此更無他途，畢竟原著中還是閃現著作者不滅的靈魂，依稀散發著微煦的體溫，留存了他大量的生命印跡。
關于莊子的國屬，《莊子·列御寇》篇有宋人曹商“返于宋，見莊子”的記載；又謂“人有見宋王者，錫（通“賜”）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皆證明莊子乃是宋國人。再就是，《史記·宋微子世家》篇，有唐人司馬貞的《索隱》，里面征引了一段《莊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桓侯當時是宋國君主，名字叫“辟”，而前驅開道的人不知，逕直呼“辟”（讓行人避道、回避）。蒙人出于對國君的敬畏，便出面制止這種無禮行為。可見，戰國時蒙地屬于宋國；而且，“未出城門”，就有蒙人制止呼“辟”，看來蒙地距離宋國都城是比較近的。
學者還征引略晚于莊子的韓非的論述。《難三》篇中記載，韓非在向國君闡述以法、術、勢治天下的思想時，說：“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此語出自《莊子·庚桑楚》篇，可見“宋人”系指莊子。
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劉向《別錄》云：“莊子者，宋之蒙人也。”其后，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句注云：“名周，宋人。”東漢著名科學家、文學家張衡寫過一篇《髑髏賦》，里面擬莊子自白：“吾宋人也，姓莊名周。”東漢時人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亦云：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出生于東漢末年的皇甫謐在《高士傳》中也說：“莊周者，宋之蒙人也。”看得出來，兩漢人士對于莊子出生于“蒙”，“蒙”屬宋地，是一體認同的。而且，這一結論也為晉、唐時期絕大多數治莊學者所接受。比如西晉著名學者兼軍事家杜預就說：“宋國梁地有蒙縣，蒙為宋縣，可知（莊）周為宋人。”
宋國，為商紂王的庶兄微子的封地，都城設在商丘。其疆域在今河南東部，并領有山東、江蘇、安徽一部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雖然國勢日衰，轄區有所縮小，但直到滅亡之前，宋國始終擁有商丘及蒙地。這里一直處于南北文化的交匯、對接地帶。由于土地平曠，交通便利，與周邊各國往來頻繁，因而形成了以殷商文化為基礎，以道家文化為核心，廣泛接受多種文化影響的特色獨具的文化質素。
莊子為宋人，在唐代之前已經成為定論，并無異議；但是，宋代以還，開始出現了不同說法。首倡“楚蒙說”的為北宋的樂史，接下來，王安石、蘇軾、張耒，南宋的羅愿、鄭樵、朱熹，明代的歸有光，清初的王夫之，現代的王國維，都認定莊子出生地之“蒙”，在楚而不在宋。此外，還有“梁蒙說”、“齊蒙說”、“魯蒙說”相繼出現。初唐的魏征在《隋書·經籍志》中，即有“梁漆園吏莊周”的說法；陸德明也說：莊子“梁國蒙縣人也”。主張莊子為齊人的，古時有南朝僧人智匠，今人有教授蔡德貴等；主張“魯蒙說”者有近人王樹榮等。但二說影響有限，從之者甚少。
除了國屬，爭議最多的是莊子的出生地。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之后，各地對文化名人加倍重視，競相挖掘這類文化資源，延聘專家學者參與認證，從而論辯此伏彼起，爭辯不休。概括起來，大致有“河南商丘說”、“河南民權說”、“山東曹州說”、“山東東明說”、“安徽蒙城說”等五種。
我于1997年、2005年、2012年，曾前后三次，帶上《莊子》和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戰國卷》，還有一些治莊學者的論辯文章，在二十多天時間里，往返于南北直線距離大約三百公里的狹長地帶，踏訪了上述一些地區。三次訪察的重點有所不同，方法各異：第一次是按照傳聞中的莊子遺跡，定點、聚焦，實地訪察，去了商丘、開封、曹州、鳳陽（濠梁）等地，獲取了一些直觀印象；第二次，沿著《莊子》一書中提供的線索和現當代學者制定的莊子活動年表，北起曲阜、菏澤，中經商丘、開封，南下皖北，旁及邯鄲、大名等地，亦即戰國時的宋、魏、魯、趙、楚等國的部分轄區，察其川澤丘阜，遍覽府州縣志，凡是莊子可能到過的區域，盡量實地踏查一番；最后這次，在菏澤、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屬六個縣區，先后十幾次邀請有關人士，包括當地一些治莊學者進行座談，聽取意見，交換看法，搜集資料，獲得許多有益啟發，掌握了一些新的線索。
漫步在魯西南、豫東、皖北大地上，但見稻麥蒙茸，河渠縱橫，高速公路坦平如砥，兩側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湖澤密布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觀已經同《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地理志》等文獻所記載的迥然有異。無情的時間之水，把一切都帶向遠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識的黃沙，遠樹，夕照，炊煙，又有哪一樣還殘存著舊日的蹤影？古籍中提到的勾瀆之丘、中丘、乘丘、梁丘、青丘、左丘、犬丘、陶丘、襄丘、富丘、谷丘、黎丘、沈丘和汳水、濠水、濮水、雕水、泓水、蒙澤、孟諸澤等自然景觀，已經百分之百地變形了，甚至從地面上消失了；更不要說有生命的百代人生——飲食男女，生育死亡，饑饉流離，刀兵戰亂，伴隨著悠然遠逝的碧水清風，榮枯代謝的庭花岸柳，盡數淘洗得杳無蹤跡。
道理很簡單，由于今昔政治社會的變遷，加上長期生產實踐對于地理環境的改造，特別是此間處于黃泛區，黃河幾十次泛濫、改道，泥沙層層淤積，致使固有的地貌人煙，已經完全改變了形態。面對此情此景，不禁感慨系之。當年歐陽修滁州訪古，蘇東坡赤壁夜游，所接觸的景區的嬗變，長者不過幾十年，短者僅三閱月，他們卻分別發出“向之憑恃險阻，刬削消磨”，“曾歲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的慨嘆。而今，“歲月其徂”，兩千三百年過去了，還能指望留存什么遺跡呢！
一千九百年前，東漢的張衡在這片中州大地上，“游目于九野，觀化乎八方”，“步馬于疇阜，逍遙乎陵岡”，以科學家而兼文學家的超常想象力，懸擬與“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負玄霜”的莊子的髑髏，展開一場鑿破時空、混同幽明的對話。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奢望了；而我，卻有著更大的胃口，幻想著依托夢境——這人類永恒的美學資源、無窮無盡的心靈財富，能夠同莊子本人做一次面對面的深入訪談。當斯時也，心中記懷著宋人張耒“白頭青鬢隔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的詩句，同一位絕古空今的前賢往哲，作一番祛除時間界隔的晤對，那該是何等愜意的滿足啊！
也許，就像我在今天奔走路途，苦心搜索著他的物質家園那樣，莊子當日也正在晝夜躦行，尋覓著他的精神家園。西哲不是說過：“哲學就是懷著永恒的鄉愁尋找家園”嗎？“莊子的著述，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真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聞一多語）這個“家園”，非是物質，純屬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內心。所謂回歸家園，亦即歸根返本，親近本源，回歸自己的本性。
莊老先生一生的足跡，絕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鄉的黃土地上；然而奇異的是，他卻時時刻刻抱有一種窮愁羈旅、客中思家的孤獨感與漂泊感。作為一個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鐘搖動的黃昏，此刻，料應正向著無盡的蒼茫，搜尋著僅僅屬于自己的一縷炊煙吧？
我仿佛看到，在那“還鄉”之路上，莊老先生穿著一襲綴滿補丁的粗布衣裳，腳上系著綁帶的草鞋，肩背一個破舊的行囊，曉行夜宿，穿行于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間。困乏勞頓之態，令人心生哀憫；但他卻樂此不疲。尋尋覓覓，大自然予他以無盡的充實、無窮的逸趣：“山林與（歟）！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知北游》篇）；而復雜多變的社會自然環境與生生不已的物種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奧蘊深邃、繁富多彩，從而激發了活力、啟迪著靈思，強化超常的創造性與想象力，形成獨具特色的哲學、美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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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水悠悠依舊，只是太污濁了。黑黝黝的水流泛著一層白色的泡沫，悄然北去。周圍不見樹木，也沒有鳴蟲、飛鳥，看不出一絲一毫“詩意的存在”。關于莊子的墓地，詢問當地幾位故老，都說早年聽說過，可是具體地點誰也不清楚。
新世紀以來，山東東明關于莊周故里的研究論證活動，十分活躍，先后召開過三次研討會，整理出一大批文字資料。實際接觸中，一個突出印象，是這里研究莊學的人士，意志堅定，興趣濃厚，而且腳踏實地，投入大量艱苦細致的勞動，就中以李福祿的學術考證和王守義的碑碣發掘，最為突出。
《史記》中說，“（莊）周嘗為蒙漆園吏”。那么，漆園在哪里呢？東明學者依據唐初李泰主編的《括地志》關于“漆園故城在曹州宛句縣北十七里，莊周為漆園吏，即此”的記載，并參照明《一統志》載：“漆園城在東明舊縣（今東明集村）東北二十里，今名漆園村，內有莊子廟，以其嘗吏于此也”，認證東明縣陸圈鎮裕州屯為漆園遺址。此論亦見于明《濮州志》、清《山東通志》、《曹州府志》。而且，他們還找出地下文物為證，近年在當地挖出多塊與莊子有關的明清石碑，其中一方有“莊子為吏處”的明確記載。
他們還從《莊子》一書中找到古濮水、古黃河與東明的關聯：《秋水》篇稱“莊子釣于濮水”，說明他的住所當離濮水不遠。這條河流今已不在，戰國時期，濟水流經今河南封丘一帶，分出支流是為濮水，爾后與濟水平行向東，東明恰好處在兩水之間，更接近于濮水。《莊子》書中至少有兩處提到黃河，一是莊子家貧，往貸于監河侯，間日而至。這個“侯”所監測、管理的“河”應該就是黃河，而且，工作地點必然在黃河岸邊。莊子走了將近一天，大約是幾十里路程吧；二是《秋水》篇說：“秋水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也是指的黃河。水勢之大，竟至“兩涘渚崖之間”連牛馬都分辨不出來了，肯定是莊子當日所親歷親見。現在的東明，西部與北部都有黃河流過。那天，當地學者陪我看過。時屆春末，河水尚未暴漲，但那種滔滔滾滾的氣勢，也是十分壯觀的。
陪同人員說，東明地處平原地帶，這里的山多為幾十米高的丘阜，積土而成。此間的南華山，還有縣內沙古堆的白云山，龍山集的龍山，都是這樣。經過兩千多年的流水沖刷和風雨剝蝕，高度大大削減。當地久有傳聞，莊子就在南華山下結廬著書；死后，葬在百米外的龍山夏商文化遺址的高阜上，其所在地就名為莊寨村。關于此地的莊墓，《大明一統志》亦有記載。那天，現任“莊氏宗親會”會長莊廷閣女士還告訴我，從《莊氏族譜》得知，莊子一脈傳到今天，已有七十九代，其第五十八代嫡孫莊全來此定居后，當地始有“莊寨”之名。
出東明，經菏澤市區，南行到了曹縣。先后會見了當地學者蕭若然與潘建榮。他們研究莊子有年，都堅定地認為，“莊子，蒙人也”之“蒙”，在今曹縣，并為此寫出多篇論文。他們征引唐代李泰主編的《括地志》中所記：“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莊周為漆園吏，即此。”唐·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援引了這一說法，并加注：“其地古屬蒙縣。”近年來，在曹縣西北部的地下，挖掘出記載唐玄宗冊封莊子為“南華真人”的石碑。唐代李吉甫所編《元和郡縣圖志》說：“宋州小蒙故城，縣北二十二里，即莊周之故里。”據考，小蒙城在今曹縣西北，縣境內尚有漆園城、莊子觀以及莊子垂釣之濮水、釣臺等遺跡。
“可是，東明學者卻說這些遺跡都在他們那里，這又如何解釋？”我問。
潘建榮說：“實際上，這些遺跡大多數都在曹縣地面上，或者擴大一點范圍，是在東明、曹縣所歸屬的菏澤轄區內。東明縣過去不論從地緣上，還是歷史文化上，都和莊子搭不上邊；要說發生聯系，是在金代正隆年間，為了避開河患，東明縣城遷往黃河北岸冤句故城之后；特別是明弘治年間再次遷到濮水北岸的南華之境，這才和莊子掛上了鉤。”
于是，我又實地考察了南華山遺址。當地學者認定，從李莊集所在的南華故城往西延伸三十里，直到東明縣菜園集莊子廟村，這一帶連綿不斷的土丘，就是當年的南華山。明嘉靖年間修撰的《山東通志》記載：“曹有南華山，世傳為莊子棲隱之地”；“（莊周）隱于曹州之南華山，因名其經曰《南華》”。當地村民也世代口耳相傳，莊子曾隱居南華山，死后即葬在龍山遺址上。戰國時，此地周圍盡是長滿漆樹的高大土丘，環境幽雅，交通閉塞，遠離干戈擾攘，在此隱居，當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處所。
交談過程中，大家形成了一點共識，就是要弄清莊子出生地，核心問題在于“蒙”在何處。因為莊子為蒙人這個結論迄無爭議，可見，蒙之所在即是莊子之故里所在。
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先秦學術概論》中說：“莊周，《漢志》云宋人，《史記》云蒙人，嘗為蒙漆園吏。漢蒙縣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北，故宋境也。”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簡編》也說：莊子“宋國蒙（今河南商丘縣東北）人。”當代莊學史專家方勇先生認為，莊子故里應在今商丘市東北，古稱蒙縣。我是認同呂思勉、范文瀾、方勇先生關于莊子故里的判斷的。這里，想根據實地所見，做一點補充：蒙邑或者蒙縣，在商丘東北，不僅見于文獻記載，而且，得到考古成果驗證。2005年去商丘訪問，聽當地學者介紹：六年前，中美聯合考古隊考古發掘，發現商丘古城遺址呈疊壓形，最下層為東周宋城，中為漢唐睢陽城，最上為明商丘城。東周宋城共有六門，其東北門稱蒙門。清代顧炎武《日知錄》：“凡宋城之門，皆以所向之邑名也。”就是說，蒙邑在商丘故城東北方向。康熙年間《商丘縣志》載，商丘城東北四十里，為漢代蒙縣縣治所在地，莊周故里在此。
實地考察中，由商丘本地學者陪同，我還看了現存的傳說中的莊子遺跡。蒙墻寺西向偏北約五公里，今民權縣老顏集鄉唐莊村有莊子墓，為圓形土冢，清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時立石碑一通，上有陰刻“莊周之墓”四個擘窠大字。石碑背面，鐫刻著州縣官員以及黎民百姓共三百二十六名立碑人的姓名。蒙墻寺向北偏西約七公里，今民權縣順河鄉青蓮寺村有莊子故里遺址。村落范圍不大，兩條主街呈“十”字形。村民介紹，現在的北街原為古巷，稱為“莊子胡同”，系莊子故居所在。故居南端為莊子講學堂，后毀于兵火、水患。在“莊子胡同”的東南隅，有一口古井，名為“莊子井”。井深數丈，井壁堅如文石，光澤似黑玉，泉清而味甘，傳說為莊子汲水處。
民權縣對莊學的研究起步較早，這里有一批土生土長的治莊學者。他們告訴我，民權縣的兩處莊子遺跡，原來均在考城，是1956年劃過來的。歷代有許多詩人到此憑吊莊子，詠懷述志；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本地人士的題詠，他們生于斯、長于斯，故老傳聞，耳濡目染，更是“其來有自”。南朝詩人江總有“玉潔蒙縣，蘭熏漆園。丹素可久，雅道斯存”的詠莊詩句。江總是考城縣江集村人，生在公元六世紀之初，自稱是莊子的異代同鄉。
1997年，經行楚地，曾有淮西之行。那天，我在縣志辦主任陪同下，途經鳳陽城，前往古鐘離郡的臨淮關，走訪了“濠梁故地”。
酈道元《水經注》有“濠水北入于淮”的記載；唐人成玄英《莊子疏》中指出：濠水“在淮南鐘離郡，今見有莊子之墓，亦有莊、惠遨游之所”。途中，我誦讀了清代著名詩人黃景仁憑吊這一遺跡時所寫的《濠梁》七律：“誰道《南華》是僻書？眼前遺躅喚停車。傳聞莊惠臨流處，寂寞濠梁過雨余。夢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識我非魚。平生學道無堅意，此景依然一起予。”話音剛落，忽見一道溪流掠過，上有石梁飛架，我忙向同行者問詢：這就是濠梁吧？他搖了搖頭。又過了二十幾分鐘，眼前又現出類似的景觀，我覺得很合乎意想中莊惠觀魚的場景，可是一打聽，仍然不是。縣志辦主任莞然一笑，說：“這種心情很像劉玄德三顧茅廬請諸葛，見到崔州平以為是孔明，見到石廣元、孟公威以為是孔明，見到諸葛均、黃承彥以為是孔明，足見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兩千多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這個東道主感到自豪。”一番妙喻，博得同車人齊聲贊許。
突然，汽車戛然煞住，原來，“莊惠臨流處”就在眼前。但是，不看還好，一看竟然大失所望。濠水悠悠依舊，只是太污濁了。黑黝黝的水流泛著一層白色的泡沫，悄然北去。周圍不見樹木，也沒有鳴蟲、飛鳥，看不出一絲一毫“詩意的存在”。關于莊子的墓地，詢問當地幾位故老，都說早年聽說過，可是具體地點誰也不清楚。世異時移，滄桑迭變，一切都無復舊觀，不僅人非物亦非了。我想，當年如果面對的竟是這樣的濁流污水，莊老先生不僅無從看到“鯈魚出游從容”的怡然景色，怕是連那點恬淡、閑適的心境也要蕩然無存了。
十五年后，我又訪問了皖北、淮西的蒙城。這里和東明、民權一樣，也擁有一支既具備一定文化素養、又十分熱心莊學的研究隊伍，而且都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我在蒙城參加過三次座談會，同夏茹冰、馬杰等當地學者進行了深入交談。聽著與會者的方言土語，聯系《莊子》中一些楚地神話故事、人物形象，所謂“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心想，這當是一些學人頑強堅持“楚蒙說”的一份依據吧？他們還為我提供了有關“楚蒙說”的大量論文、資料。宋人樂史在《太平寰宇記》中記載：“六國時，楚有蒙縣，俗謂小蒙城，即莊周之本邑”；再就是王安石的《蒙城清燕堂》詩，就中有“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后世風”之句；比較集中的是朱熹的一些論說。《朱子語類》中有“莊子生于蒙，在淮西間”的說法，其依據，是“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他還論及《莊子》的奇異特色與楚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
但方勇先生認為，“蒙城縣為莊子故里之蒙，實屬無稽之談”。西漢至唐初并無此蒙城，漢代這里為沛郡山桑，直至唐天寶二年，才改稱蒙城縣。顯然，此蒙城與莊周“為蒙漆園吏”之“蒙”，并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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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生前的活動范圍，寬泛一點說，大致在今豫、魯、冀、皖四省范圍內。其國屬為宋。世居蒙地。至于其故里所在，當為宋國都城商丘的東北部。
各有所據，言人人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種現象的產生，有其復雜的客觀和主觀因素：
一是，《莊子》一書本身帶來的困惑。我們的傳主莊老夫子不僅自己披露得過少，而且，即使偶爾述及，也是“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出之，像是有意弄得云山霧罩，任憑后人去猜啞謎、打“三岔口”。
二是，歷史上多種因素，導致問題更趨復雜。六國時期，由于征伐、兼并，有些地區或為宋轄，或為梁轄，或為楚有，或為齊有，變動比較頻繁；秦漢之后，隨著社會政治的變遷、經濟發展的需要，與莊子有關的豫、魯、皖諸省部分縣市，區劃、建置時有調整，地名屢經變更，許多地方實同而名異，或名同而實異；加上后世出于種種緣由，如魏晉崇尚玄學、唐代南華封仙、宋明重文尊古，以及道教向民間延伸等，許多地方出現了莊子祠、觀、釣臺、漆園之類的紀念性建筑，都增加了莊子籍里考訂的難度。
三是，地理方面的特殊情況。莊子故里及其生前活動區域，處于中原地帶，離古黃河較近。民間說法，黃河是“銅頭鐵尾豆腐腰”，意為上游在山谷間，石鎖峽束，從不泛濫出槽；入海處像攤開的扇面，從容舒展，也比較固定；唯有腰部——大約指河南、山東的黃泛區，河道淤積嚴重，黃河成為“懸流”，堤防無力承受，任憑洪水肆虐，翻滾無定。這樣，許多古代遺跡便都淹沒于地下，無從查考；由于水患頻仍，不少村落、城址更是不斷遷徙，后人難以認定、辨識，必然歧見紛呈。
四是，還有一些人為造成的原因。近世一些地方官員、耆宿，為提高本區域文化品位，擴大知名度，在組織修志過程中，往往按照歷史某一時期的建置、區劃，作選擇性的取舍，收錄歷史名人于本州本縣，以壯聲勢，這更進一步加劇了確認的難度。再就是隨著地理環境、生產條件的變化，莊子后裔大多向鄰近省區遷徙，擇地而居，為了緬懷其先祖遺澤，往往在新的住地修建莊子祠堂、墓園等紀念性場所，以祧承香火，開展祭祀活動；有些還命名所在村落為“莊村”、“莊寨”。比如，《莊氏族譜》記載，“始祖諱周，公下五十四世祖諱百萬，字廣財，系二門后裔，……明永樂二年，自山東青州府益都馬兒山陽棗林遷居曹邑今址，因構筑寨墻而名莊寨”；“五十六世祖諱武，字允文，系三門后裔，住菏澤縣城東南十六里莊”。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遺跡、軼聞，往往與莊子故里和實際活動地區混淆起來，很難加以辨識。
盡管存在著上述諸多困惑和難點，但是，經過十五年來的三次實地考察，特別是參閱《莊子》一書，以及歷代有關典籍和廣大治莊學者的論述，我以為，還是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斷的：
——莊子生前的活動范圍，寬泛一點說，大致在今豫、魯、冀、皖四省范圍內；今河南商丘市區、民權（考城）縣和開封市區，山東菏澤市區、曹縣、東明和曲阜市區，河北的邯鄲市區，安徽鳳陽的古鐘離郡（濠梁所在）等，皆有可能為其曾經駐足之地。我很贊同崔大華和劉生良兩位學者的意見。崔先生認為，“莊子的活動范圍，以商丘為中心，南到淮河，北至邯鄲，東止于魯國，西到過大梁，向南北東西四個方向呈橢圓形展開”；劉先生說，莊子“言之具體、略可見其行蹤者，當是西至梁國，南到濠梁，北觀黃河，東臨大海，又曾釣于濮水，居于宋之‘窮閭陋巷’，主要活動于宋、魏之地”。
——其國屬為宋；世居蒙地。
——至于其故里所在，當為宋國都城商丘的東北部，即蒙縣城北、汳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而具體地點暫時尚難指認，除非未來有重大考古發現，比如地下發掘出竹簡、碑碣、墓葬等實物。
上述三個梯次，大體上呈三個以商丘為中心的同心圓形，層層收進，逐漸縮小，最后聚焦到“出生地”這個原點上。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