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1908-1989），原名周運宜，湖南益陽人。
1927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帶組織關系而脫黨。
1928年，在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同年冬留學日本。
1930年，回上海，參加領導中國左翼文藝運動。
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黨，后任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兼文化總同盟書記，參加文化反“圍剿”的斗爭；同年10月，接編左翼刊物《文學月報》。
1933年4月，在《現代》雜志發表《關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是當時國內介紹和論述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最早的文章。
1937年9月，赴延安，歷任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延安大學校長、《文藝戰線》主編等職。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率延安大學部分人員到晉察冀，任華北聯合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華北局宣傳部部長。
1949年，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中國作協副主席。
1952年，出版《堅持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等論文集。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任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58年，與人合譯《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等著作。
“文革”中遭誣陷，被公開點名，投入監獄。
“文革”結束后，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當選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擔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學部委員，中國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作協副主席等職。
1979年，主持召開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作《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總結幾十年來文藝的歷史經驗，提出了新時期的文藝任務，并誠懇總結了個人工作中的失誤教訓，對遭受不公正批評和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贏得人們的敬重。
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解放區和國統區兩支文藝大軍齊聚中南海，召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７月１９日，中國文聯宣告成立。在紀念中國文聯成立６０周年之際，回望作為創始人之一的周揚何以會成為中國文聯的創始人？此后又是如何成為文壇領袖的？自然是文壇關注的話題。
左聯時期登上文壇
１９０８年１１月，周揚出生于湖南省益陽縣，原名運宜，字起應。在家鄉度過了幾年近于私塾的學習生活后，１９２５年秋季他考入上海南方大學，１９２６年又轉入大夏大學。在大學時期，周揚雖對革命思想非常感興趣，但對他影響最大的卻是尼采。周揚自述說：
惟因當時在李石嶺教授影響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義，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應該說，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膽否定一切因襲、傳統、權威，在我腦筋中行了一次大掃蕩，沒有這次大掃蕩，接受馬克思主義也許不會有這么純凈、干脆。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價一切價值”的名言，使周揚受到了鼓舞。在掃蕩了“腦筋”中的“傳統、權威”的同時，周揚開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了對共產黨的向往。１９２７年，周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一年正是中共黨史書籍中所描述的給這個春天留下血腥記憶的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進行“四一二大屠殺”的恐怖時期。這一年，周揚１９歲。
雖然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但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周揚并沒有對黨所領導的革命有多大作為。加上隨之而來的暑假，周揚決定借探家的機會，到當時大革命的中心武漢去尋找一份工作。在武漢徜徉了一個多月后無果而返。等到他再回到上海的時候，他的入黨介紹人夏鐘潤已經到日本去了，他“已再找不到組織”了。
懷著“不能忍受這樣長的日子”的心情，周揚不想再在大夏大學熬兩年拿文憑，而是轉到了不到一年就可以拿到文憑的高師科。在拿到文憑后的１９２９年初，他到了左翼思想和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十分盛行的日本，一方面尋找自己的入黨介紹人，另一方面將自己的理想融入到左翼文學之中。周揚在自述中寫道：
在東京，我拼命地看左翼文藝書籍，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關系。我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辦的暑期外國語大學，參加了中國青年藝術聯盟（由左傾的中國留學生所組織的，有葉沉、許幸之等），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在日本大檢舉時被逮捕，和一個左傾日本朋友一道，在拘留所關了一月，因無犯罪證據被釋放。出來后，在東京再呆了兩、三個月就回到上海了。
在上海，從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底，因為沒有找到組織關系，周揚是“抱著革命的志愿并無行動的生活著”。除由湖南老家接濟外，他主要靠自己介紹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寫點文藝理論方面的文章，賺稿費維持生活。當得知劇聯是左翼文化活動的團體時，他經趙銘彝的介紹成為其中的一員。這位后來的文藝理論家大約是一個不成功的演員。據他和趙銘彝回憶，他在獲得第一次上臺的機會后，就演砸了。他所飾演的是一個小小的角色—— 一大群蘇聯士兵中的一個。劇情要求他在受傷倒下之前英勇地喊一句口號，但因為他濃重的湖南口音而幾乎沒有誰能聽得懂。由此，他的舞臺生涯也隨之畫上了句號。
不過，周揚對此似乎并不在意。作為一個已經失去組織關系幾年而陷入苦悶的年輕人，能重新回到黨組織的懷抱中，這無疑在精神上是莫大的安慰；而幾年來他對左翼文藝的追求，雖然其中夾雜著對尼采理論的承接，但并不妨礙他成為蘇聯“拉普”（蘇俄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簡稱）文藝的堅定擁護者；而他的睿智和理論素養也使他比在舞臺上更能發揮作用。從留在《周揚文集》第一卷、發表在１９３１年的文章中，讀者能夠體會到這位后來的文藝理論家年少時期的風采。
這一切，當時黨的文藝的領導人也看在眼里，因而讓周揚轉入了左聯。此時，雖然左聯剛成立僅一年多，并處在國民黨當局的高壓之下，卻搞得有聲有色。來到這里的周揚，顯然找到了發揮自己的舞臺。１９３３年５月，周揚擔任左聯的黨團書記。１９３４年開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蘇省委遭到破壞，文委失去了上級領導，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聯系；到１９３５年２月陽翰笙、田漢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揚和夏衍，在與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周揚擔任了文委書記。周揚回憶說：
文委經董文學指示由我擔任書記，隨后又陸續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員，重新調整了文委及其所屬各聯盟的組織，繼續堅持工作，保存了黨的組織，并隨著形勢的發展，擴大了黨的隊伍。到１９３６年夏，我們和黨中央重新取得聯系的時候，文委系統原有黨員加上新發展的黨員達１００人，為上海黨組織殘留黨員最多的單位之一。這些黨員中有許多人后來都成了黨的重要干部，其中雖有壞的，但多數還是好的，有的并為革命英勇犧牲了。（周揚：《關于三十年代“兩個口號”論爭問題》，未刊稿）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周揚在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的安排下，帶上蘇靈揚和一歲多的女兒，與李初梨、艾思奇夫婦、何干之夫婦、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陽、舒群等一行１２人，從上海出發，途徑西安前往延安。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闡釋者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周揚到達延安。作為黨在上海左翼文藝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周揚曾與魯迅等人產生過矛盾，并被魯迅指為“四條漢子”（另外三條漢子是田漢、夏衍、陽翰笙）。關于這一點，盡管陜北與上海千山阻隔，但在延安的毛澤東也是了解的。周揚到延安的初期，沒有丁玲、蕭軍等作家那樣有影響，還要就與魯迅之間的矛盾向毛澤東作出解釋和自我批評。他首先在中宣部做了一段時間的一般工作。但是，時間不長，隨著與毛澤東等領導人交往與接觸的加深，他所擁有的組織才能和理論素養也被黨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為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稍后又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以周揚的年齡而言（不到３０歲），以其初次來到中央工作的資歷而言，說這項任命是中央對他委以重任，是沒有夸大成分的。
１９３８年４月，在發起成立魯迅藝術學院的名單里，在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揚也名列其中。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周揚還擔任了魯藝副院長。從現今披露的史實來看，毛澤東對魯藝非常重視，他不但親自作為發起者之一，而且為這所學校題寫了校訓、校名，寫了題詞，并多次來到這里演講。他委派周揚擔任副院長（吳玉章為院長）兼院黨團書記也可看出，他對周揚是多么重視。在此期間，擔負領導職務的周揚，依然致力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宣傳，闡釋黨的政策。
１９４２年，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周揚為毛澤東這次座談會的講話貢獻甚大；毛澤東講話后，周揚直接參與了講話的修訂工作，并且著手編輯《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
《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的編輯宗旨，就是闡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書中前言指出：“這個講話構成了本書的重要內容，也是它的指導線索。從本書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講話，一方面很好地說明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文藝思想，另一方面，他們的文藝思想又恰好證實了毛澤東同志文藝理論的正確。”
這是中共黨內第一本著意闡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書，對于確立毛澤東在文學藝術界的領導地位作用甚大。此后，周揚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闡釋者了，其在文壇的領導地位也大大加強。
新中國成立后走上文壇領導地位
１９４９年７月，周揚直接組織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并擔任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內的職務中，周揚擔任了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并兼中宣部文藝處處長，１９５２年４月，周揚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長，直接走到了文藝界領導的前臺。
此后直到“文革”前夕，周揚一直擔任文藝界領導職務。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幫”后，各行各業逐步開始撥亂反正，在“文革”中被打散的中國文學藝術界開始重組，文藝界一些人開始積極擁躉周揚復出。“文革”十年，一直被關押的周揚，大量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著作，對理論的研究興趣更加濃厚。獲得自由后，他準備系統地研究一下關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因此，周揚復出后，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顧問，后來擔任副院長。
１９７８年５月底至６月初，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委第三次擴大會議召開，文藝界的重組開始提上議事日程，要求周揚復出的呼聲日漸高漲。這年１２月底，胡耀邦擔任中宣部部長后，文藝界撥亂反正的步伐加快，籌劃召開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就成為重要的工作。為此，聘請了周揚為中宣部顧問，參與籌劃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籌備工作。１９７９年初，周揚重新回到中宣部，在繼續文藝界的領導工作的同時，兼管一些文化部的工作。不久，他官復原職，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具體籌劃了文藝界的重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籌備等各項工作，代表中央準備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主報告。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底至１１月上旬，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召開，中國文聯產生了新一屆領導班子。周揚被選為中國文聯主席，直到１９８８年第五屆中國文聯換屆前，他一直擔任這一職務。
１９８９年７月３１日，周揚去世。９月５日，中共中央為他舉行了規格甚高的追悼會，以此肯定他對文藝事業的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