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綠汀（1903-1999），湖南邵陽人。杰出的人民音樂家，著名作曲家、音樂理論家、音樂活動家，新中國高等專業音樂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1923年，入長沙岳云學校。
1931年，入上海音專學習。
早年參加了湖南農民運動、廣州起義和海陸豐暴動。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七七事變”后，即投入抗戰洪流，相繼在大后方、蘇北根據地和革命圣地延安從事革命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協副主席。
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
主要音樂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擊隊歌》、《嘉陵江上》、《牧童短笛》、《森吉德瑪》、《晚會》等，著有《賀綠汀音樂論文選集》。
作為中國音樂史專家，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戴鵬海從１９８３年開始就與賀綠汀在一起工作，他熟悉賀綠汀、了解賀綠汀、崇敬賀綠汀，賀綠汀對他這個后生小輩也頗為喜愛。這不僅是因為戴鵬海的父親與賀綠汀是早在大革命時期就認識的好朋友，不僅是因為他們都是湖南人，不僅是因為賀綠汀是他母校的院長，而更多的是因為他們在精神上的文脈傳承。戴鵬海對賀綠汀的評價為３句話：人品與文品的和諧統一，革命與創作的和諧統一，理論與實踐的和諧統一。實際上這也是兩個人在精神上的共通點，是他們成為忘年交的因由所在。于是，記者邀請戴鵬海談談這位對中國音樂作出過杰出貢獻的作曲家、音樂教育家，相信從他的講述中，能給讀者還原一個真實的賀綠汀。
他是中國專業音樂創作民族化的開創者
賀綠汀創造了中國音樂史上很多的第一，他創作的《牧童短笛》獲得國際獎項，使中國現代作曲家的作品首次吸引了世界目光；他為中國第一部音樂片《都市風光》配樂，在中國電影史上第一次實現了從用現成的蠟盤（即唱片）配樂到由專人作曲這一歷史性的轉變；他寫了第一首詠敘性的獨唱歌曲《嘉陵江上》。所有這些都有個重要的特點：在中國專業音樂創作民族化方面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記者：一提到賀綠汀，人們可能就會想到《四季歌》、《游擊隊歌》等歌曲，但無論是他的歌曲創作還是鋼琴、管弦樂作品，都充滿了獨創性。
戴鵬海：賀綠汀作品的獨創性首先體現在鋼琴作品的民族化上。上世紀３０年代以前，中國的鋼琴作品處于學步階段。賀綠汀在１９３４年參加蘇聯著名作曲家、鋼琴家車列蒲寧舉辦的中國風味鋼琴曲征集活動，遞交了３首作品：《牧童短笛》、《搖籃曲》、《思往日》。《牧童短笛》獲得唯一的一等獎，《搖籃曲》也獲得名譽二等獎。此后，車列蒲寧把《牧童短笛》帶到歐洲親自演奏，并在日本出版。
我認為，《牧童短笛》脫胎于《小放牛》，它們的音調有近似之處，他借鑒了《小放牛》的旋律，采取了民間樂曲中的句句雙結構。可以說，他第一次把我們民間音樂中有特色的句式結構應用到作品里，這是他的創新。《搖籃曲》用了民間歌謠中的寶塔式結構：二小節、四小節、八小節，成雙的，像疊寶塔一樣，結構很漂亮，之前專業創作中從沒有人想到過用這樣的結構。現在看來也許很簡單，但是當時卻超越了前人。
記者：賀綠汀在上世紀３０年代的上海電影界是位非常活躍的作曲家，抗戰前就寫了１８部電影音樂，與聶耳和任光兩位同時期投身電影音樂創作的音樂家相比數量上都要多。這些膾炙人口的電影歌曲有的至今仍在傳唱。
戴鵬海：１９３４年，他開始為故事片作曲。盡管聶耳有《開路先鋒》、《畢業歌》、《大路歌》、《義勇軍進行曲》等，任光有《漁光曲》、《迷途的羔羊》等，但賀綠汀所寫的電影音樂，體裁、形式更為多樣。
賀綠汀為電影《馬路天使》寫了兩首歌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優美的曲調、通俗的歌詞，使這兩首歌成為傳唱不衰的金曲。這兩首曲子都是根據民歌改編的，而且都是用民樂伴奏的，這也是在上世紀３０年代之前沒有過的，令原本不入流的民樂登上了大雅之堂。很多人包括知名的音樂家對這首兩歌的理解都不正確，有的人甚至認為這兩首歌是上世紀３０年代最早出現、也最有影響的流行歌曲。我認為，這兩首歌不同于民歌小調，你聽《四季歌》的歌詞：“春季到來綠滿窗，大姑娘窗下繡鴛鴦。忽然一陣無情棒，打的鴛鴦各一方。”“無情棒”是什么，指的就是日本侵略者。“夏季里來柳絲長，大姑娘漂泊到長江”，提出了大姑娘是從家鄉漂泊到長江的。她的家鄉在哪兒？下一句就有了答案：“江南江北風光好，怎及青紗起高粱”，是被日軍占領的有著漫漫青紗帳的東北。“血肉鑄成長城長，奴愿做當小孟姜”意指要鑄起抵御外侮的“長城”。這樣的內容怎么能和上世紀３０年代一般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論呢？它流行了，群眾愛唱，是小調，就是流行歌曲嗎？這是創新，是用小調的方式寫成的抗戰歌曲，把抗戰的精神、抗戰的道理都寫在這首歌的字里行間了。
記者：賀綠汀還寫過不少抗戰歌曲，《游擊隊歌》就曾激勵了無數的抗日勇士，勾勒出了八路軍戰士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形象，是一首著名的抗戰歌曲；無伴奏合唱《墾春泥》采用了湖南花鼓戲的特色調式，節奏歡快；《勝利進行曲》氣勢磅礴，勇往直前，反映了第一次湘北會戰時軍民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動人情景。此外，還有一首非常特殊的歌曲《嘉陵江上》。
戴鵬海：《嘉陵江上》是一首極富創造性的歌曲。賀綠汀是把西方歌劇的詠嘆調和宣敘調糅合在一起，根據朗誦詩歌的音調創作的。他把人的朗誦音樂化了：“那一天，敵人打到了我的村莊，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一樣的流水，一樣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歡笑和夢想。”朗誦的節奏已經成為歌曲自然的節奏，感情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它是詠敘性的藝術歌曲，語調、語氣、語勢和音樂結合得如此貼切、如此感人。賀綠汀曾說，這首歌像石頭一樣啃不動，按西洋的任何作曲技法來寫，都寫不好。因為《嘉陵江上》是首散文詩，長短參差不齊，并且采用了時空交錯的意識流寫法，特別難譜。每天黃昏，他都在嘉陵江邊的河灘上走來走去，不斷地揣摩這首詩、朗誦這首詩。他是湖南邵陽人，按鄉音把“那一天”念成“哪一天”，“天”念成入聲，就是３３ｉ，音程是向上小六度跳進的關系，整首歌曲的創作動機就出來了。鋼琴的引子從最高音，一直像水泄一樣到了低谷，造成一種悲劇性的氣氛，把人們帶到痛苦的回憶中。他的智慧和天才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賀綠汀說過：“我們應該鼓起勇氣來建設嶄新的中國音樂，我們雖然用不著刻板地模仿西方音樂，但是有許多極其有價值的西方音樂理論我們必須采取，作為建設新中國音樂的借鑒。我們雖然可以發揮東方民族的精神，但絕不能被狹隘的民族意識所束縛。假如某種中國樂器可以利用或改造成有價值的樂器，那當然是可以的。但我們的音樂絕不能為固有的、落后的樂器所束縛，一些精巧的、極其有價值的西洋樂器，我們都應該采用。我們必須以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一切過去的音樂，給它算一個總賬，同時把握現代中國的時代精神的腳步，以成熟的技巧、熱烈的情緒，反映我們偉大的時代，去擔負創造新中國音樂的使命。”他的創作無不實踐著他的理論，他的理論現在看來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他建起了非人工的豐碑
新中國成立后，賀綠汀寫了不少優秀之作，如大合唱《十三陵水庫》、無伴奏合唱《我的心上開了一朵玫瑰花》、獨唱《慰問信飛滿天》和《卜算子·詠梅》、群眾歌曲《英雄的五月》、民歌編曲《繡出河山一片春》、小提琴曲《百靈鳥》、電影插曲《不渡黃河誓不休》等。但是，他把幾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上海音樂學院（前身為上海音專）上，放在了為新中國培養新一代音樂人才上。他創建的“一條龍”教育體系、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種種舉措，讓上海音樂學院在上世紀８０年代與茱麗亞音樂學院、莫斯科音樂學院并稱為世界三大音樂學院。
記者：賀綠汀為什么會在音樂創作的成熟期轉向音樂教育工作呢？
戴鵬海：１９４９年７月，賀綠汀在北京準備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周恩來總理找他談話，希望他能回上海音專當校長，為新中國培養急需的音樂人才。賀綠汀說，自己今年４６歲了，一輩子向往有自己的樂隊、自己的劇院，寫自己的交響樂、寫自己的歌劇。而且在過去的１６年中，他寫過各種音樂：鋼琴的、重唱的、電影的、話劇的、小型樂隊的，還有合唱、獨唱等，他能駕馭歌劇所需的各種組件。新中國的成立讓他有條件從事歌劇創作，這是他夢寐以求的。周恩來總理只好讓他再考慮考慮。
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期間，上海音專的譚抒真來看望賀綠汀，并帶來了他在上海音專的老同學的信。大家都希望賀綠汀回母校擔任領導。上海音專是賀綠汀的母校，他深受母校之恩，還有什么能大過母校的命運和前途呢？會后，賀綠汀就接受了周恩來總理的建議。他服從的是全局，為的是“大我”。
記者：當時的上海音專處于什么境況？
戴鵬海：賀綠汀接手時的上海音專一缺資金，二缺師資、樂器，音樂書譜也很少，只有２０多架舊鋼琴。怎么辦？在一片破敗中，賀綠汀發揚了延安的“自力更生”精神，用他的全部心血建起了一座非人工的豐碑。
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全面封鎖，很多東西購不進來。外匯奇缺，樂器也買不了。于是賀綠汀就辦樂器制作維修室，讓譚抒真副院長負責，他是小提琴制作專家。譚抒真還請了上海老琴行的樂器師傅，能自己制作的就自己制作，不能制作的，就把原先的老舊樂器修復起來。當時物資緊缺，供應困難。賀綠汀在延安呆過，深知“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道理。于是，他讓食堂自己磨豆漿、做豆腐，種菜、養豬。他想的是學生吃不好，營養跟不上，又怎能學習好呢？在搞教學的同時，也要保證學生的健康。
雖然很多東西可以靠我們自己解決，但樂譜、唱片、教學器材等都是我們“變”不出來的，尤其是外國音樂的譜子需要用外匯來買。賀綠汀只好天天去找陳毅市長要錢，甚至動用了他一直舍不得開的吉普車。因為他必須一早就守在位于外灘的市政府和軍管會門口，陳毅的車子一到，他就“攔轎”。到辦公室后，賀綠汀向陳毅講起上海音專的困難。憑著賀綠汀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磨勁，終于拿到了錢。
為了解決教材問題，上海音專開始招聘翻譯人員，英文、俄文、德文的，組織他們翻譯出版《和聲學》、《對位法》、《曲體學》、《管弦樂法》等，一共出了兩套叢書：《外國音樂技術理論叢書》和《外國音樂家傳記叢書》。這不僅解決了當時高等音樂院校的教材困難，也很好地滿足了廣大來自解放區的音樂干部亟待提高自身專業音樂修養的學習要求。建國初期，上海音專面臨的困難都被賀綠汀創造性地解決了。
記者：作曲的成功并不意味著當校長一定能成功，賀綠汀是靠什么樹立起上海音樂學院這座豐碑的呢？
戴鵬海：上海音樂學院成立６０周年的時候，我問過他：“您作為一名老校長，最大的經驗是什么？”他說：“一是我沒有本事，但我會用有本事的人；二是我舍得頭上這頂烏紗帽，擋得住來自上下左右的‘左’的干擾。讓老師安心教學，讓學生安心學習。”這是偉大的人格、偉大的胸懷。
１９５２年全國進行“土改”，所有高校都停止上課，上海音專也不例外，另外學生們還要參加治理淮河的勞動。賀綠汀去看望他們時，學生們說道：到農村去收獲很大，但是馬上要畢業了，學業沒有完成，感到很遺憾。賀綠汀聽后立刻打報告，要求延長學生一年的學習時間，把課補回來。憑著他對黨的赤膽忠心，這個報告很快得到了特批，學生們得以完成學業。鋼琴曲《蘭花花》的作者汪立三、《廟會》組曲的作者蔣祖馨等都是托賀綠汀的福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們創作出了一批優秀作品，比如根據新疆民歌改編的《送我一支玫瑰花》、根據安徽民歌改編的《喂好我的老黃牛》、根據蘭花花改編的鋼琴曲、根據內蒙古民歌改編的《牧歌》、混聲合唱《太陽出來石榴紅》、大合唱《祖國頌》等，創作成績非常輝煌，這與賀綠汀把民間音樂引入課堂教育息息相關。
記者：賀綠汀在創作中將西洋技法與中國傳統音樂進行水乳交融的結合，并將這一理論貫徹到了新中國的音樂教育中。把過去下里巴人的民間音樂帶進高等學府，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戴鵬海：剛解放時，學校里是西洋音樂一統天下。為了讓學生們接受民間音樂，賀綠汀想了很多辦法。每天早上廣播里放民歌，集合時唱民歌，他自己拿著一把板胡到課堂教民歌，而且規定學生每天必須背一首民歌。同時，聘請民間的單弦牌子盲藝人王秀卿、榆林小曲藝人丁喜才、嗩吶和笙演奏藝人宋保才和宋仲奇兄弟，以及后來的鼓樂藝人朱勤甫、琵琶高手孫裕德、古琴名家張子謙等到學校正式開課。他們不是洋博士、洋教授，但卻與許多留過洋的先生們一起任教，這是一個新的舉措。賀綠汀不喊口號，而是“潤物細無聲”地感染學生，讓學生們了解到中國民間音樂是音樂創作的優秀資源。１９５３年，上海音專開始組建民族音樂研究室，抽調一部分進修班的學生同時跟作曲系一起學習西洋作曲理論，而且他們每年都要下去搜集民間的歌曲、戲曲、曲藝作品。
記者：學校在賀綠汀心目中占據著怎樣的位置？
戴鵬海：我舉這樣一個例子。“文革”期間，我們學校本科的大操場、附中的校舍都被侵占了，“文革”后也沒有物歸原主。為了更完整、清晰地向有關部門匯報情況，賀綠汀常常請學校負責此項工作的同志到家里來商量，親自提筆打報告要求歸還。因需要向多個單位報送材料，而當時國內還沒有復印機，他就自備復寫紙不斷抄寫。那時他已是近８０歲的老人了，他的夫人擔心他的身體，便說，這種報送材料請學校相關同志寫就可以了。但賀綠汀卻說，這校舍是他上世紀５０年代爭取來的，只有他自己對學校的情況最了解，由他來寫才最清楚、最準確。后來，賀綠汀每次去北京開會，都要帶著好幾份匯報材料。１９８９年，賀綠汀因大面積心肌梗塞被送醫院急救，我時常做點湖南菜送到醫院。一次，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镕基代表楊尚昆同志來看望。護士長說賀綠汀的病情很嚴重，不能激動，最好不要見，實在要見至多也只給５分鐘。朱镕基一見賀綠汀就向他問候：“賀老，您好嗎？”賀綠汀說：“我怎么好得起來。”朱镕基趕緊說：“賀老，我知道您還想著學校操場、附中校舍被占了沒有歸還的事。只要一天我還在上海市市長的位子上，我就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解決。”賀綠汀聽后就樂了。正好，５分鐘時間到，護士長立馬進來催人走。你看，就算是在這種時候，賀綠汀首先想到的也不是自己而是學校。
他是堅定的革命者
賀綠汀的性格非常堅強，“文革”期間，他被批斗，但他卻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他心中的真理也從來沒有被淹沒，因此，他有“硬骨頭音樂家”的美稱。
記者：賀綠汀在“文革”中的“硬骨頭”作風是與他在革命的熔爐中歷練多年有關吧？
戴鵬海：賀綠汀是個堅定的革命者，坐過國民黨的牢，一個人兩次跋涉幾千里去尋找黨組織。
他參加過湖南農民運動、廣州起義、海陸豐斗爭。大革命失敗后，他由當時廣州省委楊殷帶領，從海陸豐到汕尾，然后渡海到香港和黨組織取得聯系，被派到上海開展地下工作。到上海后，賀綠汀到指定地點接頭，可是一直等不到接頭人，他身上的錢也只剩下幾個銀毫，只好向在湖南讀書時的老師借了點旅費才到了南京，投奔在那里當職員的侄子，被安排在寶慶同鄉會秘密住下。一次國民黨到會館抓人，把他也抓進去了。國民黨只知道他邵陽總工會宣傳部長的公開身份。審訊時，他以“當時的總工會是國共合作的合法機構，不應據此判罪”為由，向南京政府最高特刑庭提出申訴，在關押２２個月后終被釋放。
抗戰爆發后，他舍棄了家庭，把夫人送回邵陽老家，決定到前線去進行抗日宣傳活動，后跟隨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從上海西站坐火車出發去南京，數日后又乘船到達武漢。在船上，他和宋之的、王蘋、歐陽山尊、崔嵬、塞克等文化界人士整天忙著編戲、排戲，商議如何更好地進行抗日救亡宣傳。１９３８年，他加盟中國電影制片廠后，隨廠遷到重慶。后來到了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擔任音樂組主任。育才學校只有８０元的生活補貼費，靠工資沒辦法維持生活，他就自己種西紅柿、養羊，帶著杜鳴心、陳貽鑫、楊秉蓀、熊克炎等孤兒院出來的孩子學音樂。
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總理動員新華社所有人上街買號外，就是被國民黨開了天窗的《新華日報》，賀綠汀也參加了。因此，他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一時間育才學校周圍突然多出了很多化裝成小攤販的特務，情況很危險。周恩來總理指示他撤出重慶。一直心系延安的他在中國地圖上“畫了數個圈”，才安全抵達革命圣地。
記者：賀綠汀在尋找黨組織的過程中充滿了艱辛吧？
戴鵬海：賀綠汀一生有許多傳奇故事，這次也是如此。１９４１年，重慶不能再呆下去之后，賀綠汀和戲劇家沙蒙先是徒步走到了貴陽、廣西，誰知道還沒到桂林，桂林的報紙就登出“著名作曲家賀綠汀不日抵邕”的報道，于是桂林也不能呆了。他轉道湛江，然后渡海到了香港，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的廖承志，廖承志幫他搞到了去上海的船票。１９４１年，他到上海后，聯系到了新四軍，想通過新四軍去延安。在新四軍，除了第五師沒到過，一、二、三、四師他都到過。每到一個師，他就培養一批音樂工作者，如曉河、管蔭深等，日后的音樂家呂其明與賀綠汀也是在那樣的情況下結緣的。一個月白風清的夜晚，賀綠汀到村外樹下拉小提琴，１０歲的呂其明聽到了，很陶醉也很好奇。賀綠汀就詳細地給他講解小提琴的發聲原理、演奏方法等，在年幼的呂其明心中播下了音樂的種子。
后來，劉少奇同志要到延安去參加中共七大的籌備工作，賀綠汀找到他，要求和他一起去延安。他們走到平漢路，過不了封鎖線。賀綠汀必須想辦法回上海，再向北繞道去延安。于是他化了妝，留著小胡子，穿上長袍，扮作商人的樣子，與鄒韜奮一起由湯景延的部隊護送。由于湯景延的背景，土匪不敢碰他們，汪偽部隊不敢惹他們，日本人也不認識他們。到上海后，賀綠汀設法從南京往天津然后到了北平。北平離延安是近了，可是路途上仍然艱難。好在賀綠汀找到了他在上海音專時的一位同學，這位同學的叔叔是山西一個縣的縣長，住在太原。通過這些關系，他們來到了山西離石，等待時機。終于，賀綠汀和接應的人接上了頭。可是，接應的人看到他拿著一個長盒子，而且形狀不太規則，覺得很奇怪，以為是發報機，懷疑他是國民黨特務，于是區政府連夜轉移。其實，賀綠汀帶的只是一把小提琴，可是當地人誰也沒見過這東西。直到后來，確認了賀綠汀是延安方面在等的人，當地區政府才把他送到了綏德。
記者：他的革命經歷也給他的作品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戴鵬海：１９３４年，他在《新晚報》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論音樂的時代性》中就談到：“藝術家的作品雖然是由他個人創造出來的，然而實際上，他不過是時代的代言人，或新時代的音樂家。應知一個成功的藝術家不但要有成熟的技巧，也必須具有極其敏銳的時代感召性，能夠抓住時代的中心。他不但是民眾的喉舌，而且負有推動新時代前進的使命。”他當時是怎么講的，后來也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