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響樂是來自西方的音樂藝術形式，近一個多世紀才開始傳入中國。然而，這項藝術形式在中國真正得到發展和壯大，還是在新中國成立的歷程中。今年是新中國成立６０周年，在這個特殊的時刻，對我國交響樂事業的發展之路以及在６０年中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作一番回顧，是非常必要和富有意義的。
從無到有的根本轉變
新中國的交響樂事業起步艱難，當時主要是基礎條件差，專業人才匱乏。１９４９年建國時，各行各業都開始從百廢待興的狀態中恢復和發展起來，作為音樂文化中高品位代表的交響樂，同樣受到了新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特殊重視。新中國成立不久，一些后來在中國交響樂發展史上起到過重要作用的樂團先后成立，如北京的中央樂團和中央廣播交響樂團分別于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６年成立，再加上１９５３年正式成立的新影樂團以及由老區中央管弦樂團演化而來的中央歌劇院交響樂團等，組成了具有相當規模的首都交響樂演奏陣容。而在上海，除了早在１８７９年就已成立的上海交響樂團（１９５６年正式命名）外，上海電影樂團、上海廣播樂團等，也都在上世紀５０年代中期陸續成立，與此同時，在祖國南方的廣州，也于１９５７年成立了當時的廣州樂團（現廣州交響樂團的前身），上世紀７０年代后，北京市也開始有了屬于自己的樂團——北京交響樂團。這些交響樂團的成立，為新中國交響樂事業的發展和提高，做出了極其有益的貢獻。新中國創建后，隨著國家建設的高潮迭起，各個交響樂團都在自身的范圍內發揮了重要作用。那個時期，交響樂團的專業起點低，演奏員的水平參差不齊，樂器的質量也很一般，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老一輩音樂家們本著艱苦奮斗、刻苦學習、勇于實踐的精神，在很短的時間里就使我國的交響樂演奏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高，而當時以前蘇聯為首的部分音樂發達國家所派來的援華專家，亦對我國交響樂演奏整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紀５０年代，國家為了加快培養交響樂方面的藝術人才，先后選派了若干批優秀音樂家赴前蘇聯以及前東德等國家留學，用以強化優秀音樂人才的專業素質。這其中，李德倫于１９５３年入莫斯科音樂學院學習，黃曉同于１９５６年赴莫斯科音樂學院學習，韓中杰于１９５７年赴列寧格勒音樂學院學習，鄭小瑛于１９６０年赴莫斯科音樂學院學習，袁方于１９５６年入柏林高等音樂學校學習，這些指揮家學成回國后，迅速成為中國各主要交響樂團的常任指揮，并很快發揮出了他們各自的重要作用。而除指揮家外，亦有許多其他方面的演奏人才分期分批公派出國留學，他們學成回國后也立即成為國內各大交響樂團中的業務骨干。
深入實踐與提高的有益步驟
新中國交響樂事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廣泛的藝術交流和深入的藝術實踐，當時一批批國外援華專家，以他們的辛勤努力，將世界先進的技術理念和藝術經驗傳授給年輕的中國音樂家，為剛成立不久的各個國家級樂團打下了交響樂演奏的基礎，并在這種基礎上逐漸發展和建立起系統化的演奏體系。以中央樂團為例，上世紀５０年代，這個樂團曾在前東德著名指揮家戈斯林教授的指導下接受東歐學派的嚴格訓練，這段時期樂團掌握了一大批歐洲古典和浪漫樂派的經典作品。上世紀７０年代末，指揮大師小澤征爾又給中央樂團帶來了全新的藝術氣息，他那嚴謹熱情的指揮風格和高精尖的指揮技術，使中央樂團的音樂家看到了當時世界先進的交響樂演奏技術并感受到了全新的藝術表現理念。進入上世紀８０年代后，中央樂團又在美國指揮家大衛·吉爾伯特的一段集中訓練下獲得了新的提高，這期間，他們開始接觸到更加廣泛的曲目，其中包括巴托克、科普蘭、斯特拉文斯基等現代作曲家的作品（這三位只是無數外國專家中的最有代表性的）。正是因為有了嚴格系統的專業訓練和不斷的藝術交流，中央樂團在上世紀的數十年中，一直以國內最高水平的演奏而活躍在交響樂藝術的領域中。
一個交響樂團若離開聽眾這一龐大的受眾體是絕對不可能在藝術上得到發展的，我國與西方世界不同，人們對交響樂無論在感情上還是認識上都顯得相對陌生和茫然，這是文化基礎和文化差異所造成的。由此看來，培養交響樂聽眾是一件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工作，它是攸關一個交響樂團生存發展的根本性問題。當年，以中央樂團為首的各主要交響樂團，都利用大量時間進行交響樂普及工作，那時，下基層演出非常普遍，交響樂與大眾相結合成為時興的口號，而以李德倫為代表的老一輩音樂家，為了普及交響樂不遺余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有益工作。
中國交響樂的日益成熟
新中國交響樂事業的發展，不僅體現在各地交響樂團的誕生以及演奏水平的提高上，而交響樂創作上的累累碩果業已成為這項事業發展的催化劑。新中國成立后成立的“國”字號交響樂團，在經過若干年的技術訓練和演出實踐后，已經能夠將莫扎特、貝多芬、德沃夏克等歐洲古典及浪漫作曲家的經典作品系統完整地演奏下來，這就使其具備了演奏創作作品的技術實力和經驗。自上個世紀５０年代以來，中國專業作曲家的作品開始頻繁出現在各大樂團的節目單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煥之的《春節組曲》，馬思聰的交響組曲《山林之歌》、《第二交響曲》，施詠康的交響詩《黃鶴的故事》，辛滬光的交響詩《嘎達梅林》，丁善德的《長征交響曲》，何占豪、陳鋼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羅忠■的第一、二交響曲，《十三陵水庫落成典禮序曲》，瞿維的交響詩《人民英雄紀念碑》，陳培勛的《第二交響曲》（清明祭），朱踐耳的《節日序曲》，王西麟的交響套曲《云南音詩》，呂其明的管弦樂《紅旗頌》等。“文革”期間雖然作品很少，但卻出現了日后被奉為經典的交響音樂《沙家浜》、交響音樂《智取威虎山》以及鋼琴協奏曲《黃河》。改革開放后，交響樂的創作更是欣欣向榮，一批批杰出的青年作曲家脫穎而出，他們的創作大膽新穎，很多優秀作品已接近和達到世界水平，如陳怡的管弦樂《多耶》，陳其鋼的大提琴協奏曲《逝去的時光》，郭文景的笛子協奏曲《愁空山》，瞿小松的交響組曲《山與土風》，劉■的管弦樂《土樓回響》等。還有一批老當益壯的前輩作曲家，更是寫出了他們的時代絕筆，如朱踐耳的全套十部交響曲，羅忠■的《暗香》，杜鳴心的鋼琴協奏曲《春之采》等。
交響樂創作成就的不斷翻新，很好地促進了交響樂演奏事業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交響樂團因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創作作品可供演奏而只能演奏外國作品，而現在，中國交響樂作品已形成數量、質量上的全面優勢和風格上的日益成熟，可以說，一個中國交響樂藝術流派正在成形之中，這是中國幾代交響樂藝術家們所共同奮斗的結果。
新時期轉型帶來的巨變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交響樂事業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交響樂藝術領域也吹響了改革的號角。１９９６年，原中央樂團被改編為中國交響樂團，２０００年，中國愛樂樂團又在原中央廣播交響樂團的基本建制上，通過廣泛的社會招聘而組建起來。隨后，深圳、廣州、青島、廈門等地，都先后完善和創建了新型的大編制交響樂團，這些交響樂團（包括中國愛樂樂團、中國交響樂團、上海交響樂團、上海愛樂樂團、北京交響樂團），都在努力追尋一個新的目標，那就是交響樂團的職業化，將原來由國家統管的專業化樂團改成國家與贊助團體共同參管的職業化樂團，樂團在形式上借鑒西方標準職業化樂團的模式，采用藝術總監管理制和業務人員聘用制，創建音樂會演出季，努力使藝術水準得到全面的提高。十幾年的時間里，中國各職業交響樂團的演奏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很多樂團的演出季完整、突出而富有特色，這其中，中國愛樂樂團的業績最顯著，他們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中國交響樂演奏藝術的巨大跨越，幾次高水平的世界巡演，在國際上展示了中國新一代音樂家的獨特風采。而中國交響樂團、北京交響樂團、上海交響樂團、廣州交響樂團、深圳交響樂團、青島交響樂團、廈門愛樂樂團，也分別在各自的出訪演出中為祖國爭得了光彩。
如今，祖國神州大地上已經誕生了１７個職業化交響樂團，這個數字若比起音樂發達國家還差得很遠，但對我們來說，它已經很有吸引力了。然而，中國職業化交響樂團的發展仍有著很多不足之處，每個樂團的固定聽眾群體還尚未完全成形，而自身建設中又存在著許多方面的弊病和缺憾，最重要的是還沒有形成真正的、牢固而寬泛的音樂藝術氛圍與環境，這一切都有待我們在今后的發展中不斷去認識、提高和完善。
展望未來，中國的交響樂事業充滿希望，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在這部輝煌的奮進序曲之后，出現的定會是更加宏偉的壯麗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