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創作于１９６１年，從立意、構思、醞釀和深化主題，直到拍攝完成，將藝術意象物化為作品中的藝術形象，前前后后大約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其中經過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以前，我一直想拍攝一幅壯觀的日出照片，每當我看到絢麗燦爛的日出景象時，心情總是激動萬分，為此也費掉了不少膠片。泰山日出、東海日出、北戴河日出以及其他地方的日出，我拍了不少，雖然其中有的照片還比較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祖國山河的壯麗景色，但我總感到缺乏點兒新的東西，所以一直在觀察與思考著如何把日出的照片拍得更有思想深度、更有新意。與此同時，我也在醞釀著拍攝一幅比較有新意的天安門的照片。面對天安門，我總抑制不住心頭的激蕩，并由此生出一種所謂的“創作沖動”，于是也一次次地按下快門。然而，盡管我在變換拍攝角度、選擇不同光線、等候不同氣象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但都未能脫舊出新，因此我一直耿耿于懷，探索著如何把天安門拍得新穎獨創，具有較深意境。
創作靈感往往不期而至。那時，我在中國攝影學會上班，地點就在現在的北京東單紅星胡同，那時叫無量大人胡同。每天，我坐車都路過天安門廣場。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開始曲之前，反復響起“東方紅，太陽升”的清脆悅耳的樂曲聲，打開了我的心扉，給了我莫大的啟示，心中豁然開朗。霎時間我聯想起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國誕生的那個光輝的日子，想象的翅膀一下展開了，在我的眼前仿佛呈現了一輪紅日透過漫天的彩霞在莊嚴肅穆的天安門的東方冉冉升起這樣一幅壯麗的畫面。這時候，“日出”和“天安門”這兩個平素毫無關聯的景象聯系在了一起，它們已不再是原形態的客觀物象，而成為我心中的太陽和心中的天安門，也就是說它們已經融合了我的心意，已經被“意象化”了，而且這兩個原本分散的、單一的意象，在我的頭腦里已經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鮮明的藝術意象。這是一個多么富有時代特征的意象！我簡直激動得忘乎所以，心想靈感啊靈感，眾里尋你千百度，你卻驀地顯現在《東方紅》的樂曲中。就這樣，我心目中的畫面定形了。
后來，經過一番努力，在主題、形象、藝術手法、畫面形式構成基本確定下來后，就萬事俱備，只等彩霞了。我知道，盡管這幅未來作品的藝術形象已經歷歷如繪地在我眼前浮現，但如果不借助于瑰麗的漫天彩霞來烘托、渲染，而光是拍攝一個太陽空蕩蕩地在天安門東方升起，或許也可以命題為“東方紅”，但那只能是一種概念化的圖解，毫無感染力可言。這樣的話連我自己都不能感動，又怎能去叩動別人的心弦，所以我一邊摸索氣象的大體規律，一邊耐心等待理想的彩霞出現。一有兆頭，我就趕到天安門，但往往高興而去，掃興而歸。
經過長達兩年的觀察和試拍階段，到１９６１年８月下旬的一天，我的誠心終于感動了“上帝”。這天清晨，看到東方彩霞云集，我立即騎車趕到天安門，只見一簇簇勾著金邊的彩霞徐徐上升，一時間布滿了大半個天空。不一會兒，偌大一個紅彤彤的太陽，在東方燦爛的霞叢里冉冉升起，好一幅氣勢磅礴的瑰麗畫卷！我弄不清自己是在神話般的幻境中還是在現實生活里。好容易控制住激動的心情，我堅定地連連按下了快門。就這樣，多虧天公作美，我歷經近3年的籌劃和等待終于圓了拍好《東方紅》的美夢。
記得當時我用的是祿來相機和德國愛克發燈光型彩色負片。這卷負片是學會負責外事工作的陳勃給我的，當時已經過期了，但考慮到主題和形象的需要，我認為只有“紅”才能有效地體現作品的主題，所以還是決定用彩色膠片拍攝。不僅如此，因為日出時色溫較低，紅光多，如用日光型彩色片拍攝，勢必漫天都紅，反而顯得單調，所以我改用這卷燈光型彩片拍攝。這樣色調冷些，才能以蔚藍色的天空襯托出金紅色的朝霞，進而交織成一幅五彩繽紛的畫面，濃濃地渲染作品的主題和意境。
作品發表以后，一些評論者見仁見智，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評論，一致認為《東方紅》具有比較深遠的意境。因為意象是意境的構成因素，或者說意象是構成作品意境的基礎。如果評論者肯定《東方紅》具有一定的意境，這就說明了藝術攝影創作中意象經營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