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流價值的趨同及表述
新中國的廣播電視事業，誕生于特定時代與歷史時期。1940年，黨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廣播委員會，同年12月第一座人民廣播電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在延安正式開播。當時的廣播新聞形態往往是用“戰地式”來形容的，強調“電臺廣播是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對外宣傳最有力的武器”。在政治與戰爭色彩濃郁的年代，強調政治“宣傳工具”和“喉舌”作用，是非常自然的。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隆重舉行。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對此進行了實況轉播，中國廣播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實況轉播，被載入史冊。同年12月，北京新華廣播電臺更名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那樣一個新語境下，電視的誕生與發展，同樣在于由政治來建構一個主體。1958年6月1日，北京電視臺播出了我國第一條電視新聞，內容是《紅旗》雜志創刊，這當然形象而深刻地說明了它的時代趨同的、意識形態的特征。同年6月15日，北京電視臺在演播室內直播了根據《新觀察》雜志發表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電視劇《一口菜餅子》。9月4日，在報刊報道上海廣慈醫院搶救嚴重燒傷的工人邱財康的真實事跡的第二天，北京電視臺據此以最快的速度編寫了《黨救活了他》一劇。它快速、及時、實證，據說是動用了3部攝像機，來拍這部電視劇。電視新技術的想象性的再現同樣是和時代統一的，與現實的需要結合在一起的。“文革”期間雖僅拍過《考場上的斗爭》、《架橋》等4部電視劇，但在“文革”以前，電視劇作為“文藝戰線的輕騎兵”，創作及播出卻頗顯活躍，據統計8年中播出約200部電視劇。確實，中國電視于1958年開播以來，作為中國當代政治、文化與傳媒中的主體形態之一，傳遞社會主導價值、信息，實現宣傳、教育、娛樂、服務等方面的功能，包括影視劇在內的廣播電視節目，以為時代及社會主流價值服務為總的指導思想，直接反映了廣播電視事業發展的核心內容與功能特性。電視節目、電視劇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工具而被創造出來，成為人們思考、聚焦、提取和儲存能量的中心，數十年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產生著愈來愈大的社會影響力。
電視的政治意識形態特征和社會性特點，首先體現在與時代互動，從它自身的傳播出發并使之適應變動不居的時代與日常生活。蘇叔陽曾經這樣感嘆：“電視是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最敏感的反映者、記錄者，說它是和時代最為同步偕行的媒體，實在恰如其分。不管毀或譽，直與曲、正或反，它都比任何媒體快速、直觀、形象地書寫著時代。1958年，中國電視差不多是廣播電臺的視像‘克隆’版，電視機也是極珍貴的稀罕物，電視技術也處在起步階段。而今天，在中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都可在電視機前觀看地震、奧運會、‘神七’上天、宇航員太空行走的直播，讓自己隨著這些轟擊內心的畫面流淚、歡叫或者高歌起舞。世界上如今再沒人否認電視是人類社會最快捷、和時代最同步的傳媒了。整個地球瞬間共享同一信息，只有互聯網和電視才能做到。”
隨著時代與社會快速發展，電視使用與傳播的社會復雜性日趨明顯。2001年，由葉家錚主持的“世紀之交中國城鎮電視觀眾需求變化及其對策”調研報告，在編制節目類別表時力圖囊括近年來中國電視熒屏上出現的新類別和新型節目，經多方征求意見，最終將節目劃分為24類：新聞信息、新聞評論和深度報道、紀錄片、財經報道、教育講座、體育競賽、游戲娛樂類節目、綜藝節目、戲曲文藝、影視劇、音樂類節目、科技文化和健康衛生、法制、軍事和警事、婦女節目、老年人節目、少兒節目、農村和農業節目、環境保護、社會服務（衣食住行指南）、時尚（服裝、化妝、汽車）、氣象預報、廣告節目和其他。這項研究富有啟示性。我國電視的這種多類別及趨同的社會性質依靠時代發展與意識形態傳達來層累地連結、演繹、復原傳播社會的文化、形式、需求，向更廣泛的時代文化層面擴散。我國廣播電視事業發展與傳播上的諸多特點，包括以服務聽眾為己任，滿足聽眾需求，在新聞理念上堅持唱響時代主旋律，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堅定不移地執行黨和人民“喉舌”的功能，始終堅持政治導向的第一與統一，等等，成為當代中國電視劇存在與發展的理性支撐與創作基礎，一直在產生作用。這是電視劇創作及其傳播行為本身的一個方面，也是我們研究、考察、描述中國電視、電視劇轉型及發展軌跡不能輕忽且更應該加以考慮和面對的。
轉型、選擇與話語主體位置的確立
1978年，鄧小平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定，閉關鎖國被瓦解，中國走上了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改革的路程。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一個和平與發展的年代開始出現，思想解放之風吹遍神州，電視事業迎來大發展的時期。1978年1月1日《新聞聯播》正式全國連網開播，5月1日北京電視臺更名為中央電視臺。中國電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出現重要變化。這些變化和做法包括電視文藝專欄與春節文藝晚會的應時而生，各色各樣的電視文藝專欄節目，如中央電視臺的《周末文藝》、《外國文藝》，北京電視臺的《大觀園》等；央視春節聯歡晚會則凸顯主導地位和極強的形式特征，從1983年開始，其影響力與日俱增。而電視劇介入電視熒屏，成為以家庭傳播方式為主的一種嶄新的綜合藝術樣式，持續地抓住國人的眼球，成為新時期中國電視轉型發展速度最快、影響力及成就最大的重要標志。1980年前后，國外和香港地區的電視劇被大量引進，吸引著大量的觀眾。改革開放之初的電視劇的復蘇和電影相似，都是由引進開始的。但是，很快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電視劇編創人員拍攝制作出一批飽蘸著時代色彩和審美追求的國產電視劇精品，如《尋找回來的世界》；同時異軍突起，開始進行一些類型化的嘗試，如驚險劇《敵營十八年》。這個9集連續劇的片頭曲《勝利在向你招手，曙光在前頭》，成為1981年響徹街巷的流行語。然而，當時是倉促上陣，拍攝之簡陋現在很難想象。王扶林在回憶他執導的我國第一部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的緊迫狀況時，曾說：“攝制組為了春節播出這部電視劇，幾乎被時間牽著鼻子走，騰不出工夫對劇本所反映的歷史背景作必要的研究，連案頭工作以及廣泛吸取對劇本的意見等這些必不可少的環節都被擠掉了。現在回顧拍攝中的一些情況，是很可笑的。主角江波的國民黨軍裝，沒有時間特制，只能借，借不到褲子，只能將人物的全身鏡頭改為半身鏡頭；領子太小，系不上風紀扣，國民黨少將高參居然整場戲敞著領子；帽子太小，就拿在手里，作帶帽狀。8個匪兵，只借到兩條褲子，于是，讓有褲子穿的匪兵在前景，用他們的身體擋住后景沒有軍褲的另外6個兵的下半身，可謂煞費苦心。”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的文學名著電視劇改編，獲得格外的成功，并形成一種帶有不同意義的共鳴。對于中國電視劇藝術來說，80年代毫無疑問是一個文學作品改編的年代，像《紅樓夢》這樣的經典名著自不待言，但凡是能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效應、激起廣泛共鳴的文學作品，包括報告文學，都很快會被改編為電視劇。這一時期文學名著的電視劇改編取得了比較高的成就，像結構謹嚴、雍容典雅的《紅樓夢》，氣勢恢宏、體例龐大的《三國演義》，以及《西游記》、《四世同堂》、《圍城》，等等。
和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美術、音樂等藝術形式的跨躍式發展相比，影視劇藝術是尋求轉型、突破的成功的開拓者。1977年11月29日，北京電視臺第一次播出外國譯制片——南斯拉夫電視劇《巧入敵后》；1978年1月，播出英國BBC出品的電視連續劇《安娜·卡列尼娜》。1979年，中央電視臺先后播出了譯制片《巧入敵后》（電視劇，南斯拉夫）、《我們的過去》（故事片，菲律賓）和《紅與黑》（故事片，法國）。1979年10月24日，文化部與中央廣播事業局簽訂了《關于供應電視臺播放影片的規定》，中外新影片發行放映一定時間后，可供電視臺在北京乃至全國播放，每年的節假日還可供應一兩部新片在全國播放。1980年，美國大型科幻系列片《大西洋底來的人》在屏幕上與中國觀眾相遇，掀起一股熱潮。同年10月，《加里森敢死隊》播出，再次掀起收視高潮。此后，日本電視劇《姿三四郎》、《血疑》、《排球女將》，香港電視連續劇《霍元甲》等相繼與國人見面。這是中國電視歷史上引進劇興起的第一個高潮。這在一方面增強了電視劇作為媒介的影響力，引導人們對電視劇傳播特性的重視；另一方面讓電視劇獲得前所未有的話語主體位置，取得巨大的進步。從1982年3月1日到1983年底，全國生產電視劇348集，央視播出277集，平均4天播3集。13集電視連續劇《夜幕下的哈爾濱》是1984年以前最長的電視劇。12集電視連劇《濟公傳》以及《籬笆、女人和狗》、《轆轤、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網》等，都轟動一時。這些電視劇采用類似中國小說章回結構的“話說”方式，故事、視覺等形式新穎，收視情況相當不錯，故事性及其情感、思想不必用言語敘述，而是自然地通過類型化方式被表現、理解、傳播。當時不少電視劇收視率達到40％甚至50％，創造了其他電視節目難以企及的收視高峰。電視劇自身存在及其成長，構成它所發揮的社會作用的起點，為中國電視劇走向成熟和繁榮奠定了基礎。
市場環境與自體反思的作用力
當然，電視劇如果要取得一個實質性的成果，就必須在一個堅定的充滿主體意識與社會性的真實空間的框架下進行。而很明顯，市場的作用隨著消費社會的出現越來越顯出必要性與影響力。
電視事業發展之快之高速，超乎想象。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電視人口混合覆蓋率達80.7%。到1991年底，全國電視機達到2億臺的保有量。雖然電視劇并不僅僅是技術發展或工業生產的產品，但在電視商業化的浪潮中，流水線式的工業生產體制逐步確立，作為一種并非單一的媒體制作，電視劇要有觀眾，要有收視率，電視劇一定要有廣告，要有觀看等消費、市場行為。消費、廣告能帶給我們資源，沒有資源就不能制作出好的劇目。當然電視劇從業與創作人員也要有一定的意圖與責任，不然電視劇的存在就是有問題、甚至是沒有意義的。至于要怎么樣按照市場規律以工業化的方式去生產與制作，應對商業主義的多樣化生存，尋求體制本身的突破，要靠一股充沛的熱情，更要靠創意和朝氣蓬勃的活力將自身與時代連接起來。第一，我們看到，電視敘事的世俗神話的話語符號努力爭取傳播的大眾化效應，挑戰傳統審美視野。20世紀90年代中國電視劇創作整體上進入了成熟期，初步具備了產業化的人員和資源儲備。從《敵營十八年》（1980）到《渴望》（1990），整整10年，中國電視劇通俗化之路至此才算踏上通暢的大道。《渴望》“一飛沖天”并非是獎勵某一特殊樣式或風格，而是中國電視產業文化起步、發展使然。《渴望》帶來收視狂潮的同時，也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討論。此后，《編輯部的故事》、《愛你沒商量》、《北京人在紐約》、《孽債》、《兒女情長》、《牽手》、《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大批通俗化的電視劇牢牢占據了電視收視的黃金時段。第二，電視歷史戲說劇“橫空出世”，《宰相劉羅鍋》、《康熙微服私訪記》、《鐵齒銅牙紀曉嵐》、《還珠格格》接連不斷掀起電視收視熱潮。而且，電視歷史劇的“戲說化”和歷史戲說劇的正劇化，同樣獲得新的合法性，贏得巨大的成功。第三，電視劇制作題材日益多樣化，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軍事題材電視劇、公安/偵破題材電視劇、家庭倫理電視劇、都市言情劇與青春浪漫劇、農村題材電視劇，充滿無限的擴張，吸引觀眾的眼球，為之提供一種持續不斷的感情消費。此外，情景喜劇方興未艾，專門瞄準廣大繁忙又無聊的家庭婦女，受到女性觀眾的力捧。而青春偶像劇以青少年為主要對象，總是由正在走紅的青年明星擔綱主演，講述的永遠是纏綿曲折的愛情故事，從不同的角度，為觀眾制作美麗的“謊言”。當然電視劇創作起起落落，在商業化潮流的推動下，媚俗的傾向有愈來愈嚴重之勢，而內容教化傾向迅速蔓延和同質化競爭，也是問題所在。如何凈化市場環境，加強自體反思，適應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引進新思想、新觀念，并進而提供更具特點與原創性的、有個性魅力的作品，是對追蹤時代的步伐、走向未來的電視劇工作者的一個挑戰。
電視劇的當代建構及其價值意義
近年來，《激情燃燒的歲月》、《亮劍》、《夜深沉》、《五月槐花香》、《金婚》、《半路夫妻》、《恰同學少年》、《走西口》、《闖關東》、《士兵突擊》、《警察故事》、《空鏡子》、《有淚盡情流》、《浪漫的事》、《北風那個吹》、《家有九鳳》、《親情樹》、《香樟樹》、《親兄熱弟》、《戈壁母親》、《我的青春誰做主》、《暗算》、《大國醫》、《國家行動》、《歷史的天空》、《我的團長我的團》、《潛伏》、《人間正道是滄桑》、《熱愛》等劇，大有越來越流行之勢，每播放一部都引起廣大觀眾的熱烈響應。名不見經傳的許三多，在全國刮起一股“快樂”旋風。人們分明看到了久違了的，變得有些陌生了的“崇高精神”。正如該劇的導演康洪雷所解釋的，《士兵突擊》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那是因為“許三多像一面鏡子，經常照耀著我們那些不能說的東西，照耀著我們身上每個人跟內心相悖的東西”。觀看這樣的電視劇，給人一種悲喜交集的情感。社會的進步非常明顯，時代畢竟已經把多數人帶入全球性時代和文化之中，現在的中國和以往已經非常不一樣，大不相同了。當今的中國和世界形成了一個持續而互相依存的結構和關系。一方面，大家對彼此的差異逐漸能夠寬容、歡迎，人們各據一隅或隨處混居，公共空間變得比較大比較開闊，另一方面，全球化帶來的趨同性的選擇，使民眾的精神狀態收窄了，人們與世界的關系，正襯托出我們這個社會和時代的精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視劇的發展，就是在這樣的特定的歷史性的以至世界性的變化的語境中生長與發展起來的。
改革開放之初，封閉的社會的壁障是顯而易見的，盡管人們直面的是一種交流的形式。但是，外部環境的變化有時幾乎是不期而至的，它的速度就像龍卷風一樣。中國改革開放給世界帶來了重要的影響。跟國際接軌，電視在這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01年7月13日，通過衛星傳送，中國的電視觀眾在電視機前同步收看到了國際奧委會在莫斯科宣布北京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的現場經過。電視全球化與經濟全球化、新媒體時代同步性的到來，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新的契機。有人說，在21世紀，一個國家是否偉大主要由其在開放和自由社會中自然達到的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決定。據說，在新媒體時代，數字世界現在每年產生的信息量是有史以來所有書籍包含的信息量的300萬倍！數字與互聯網的技術發展，新媒體市場的快速發展，必然造成包括電視在內的跨媒體整合。電視劇如何吸引年輕觀眾，是一個長期需要探討的問題。互聯網拯救了平面媒體，但是電視媒體的功能不會被取代。成功實現大眾傳播，就是一個成功的媒體，電視就是這樣一個媒體，當然，對于極度趨同的電視媒體來說，變革創新也是非常必要的。對媒體，多種介質的傳播、媒體品牌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年輕觀眾開始被新興設備分流。但他們并沒有脫離電視，沒有離開他們鐘愛的電視劇，只是他們更多地通過移動設備、互聯網、ipod或者數字設備來觀看電視及電視劇。電視傳媒整合發展，對當代中國電視劇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會給我們電視劇集的制作生產及傳播帶來更具潛力的機會。
但是，當前電視劇創作，尤其是電視劇產業文化主體，還沒有發展成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第一，主流的電視劇應該形成不同的制作類型和創作方式，電視劇不能謀求成為一個籠蓋一切的綜合形式，應隨著受眾的要求更細分化，更具目標感。做電視劇不是為了被這個社會同化，而是希望能夠去改變甚至是提升這個社會以至世界。第二，電視劇工作者作為現代傳媒人，應該懂得承擔責任，市場主流電視劇的生產，在人才資源優勢上特別有利，也應該特別地要求采取責任的導向與態度，帶給中國電視自由發揮的潔凈綠色的環境與空氣。第三，電視劇整合應該追求最高的目標，電視劇的自體反思可以使自身真正由種種困擾中解放出來。電視劇創作自身的認識、摸索與反思，有這么幾個具體的特點：一是與時代互動，在我們時代理性持有某些思想的基礎上建構；二是由封閉轉向開放，應該強化有效性和科學性；三是深化改革，多類型、樣式融合、整合，真正成為健康、“環保”、資源配置合理的新空間詩學的建構者。總之，電視劇的發展，是在理智的控制之下，成為民族文化、現代文化的一種建構。中國電視劇具有傳統性、累積性，通過現代思想的撞擊和藝術技術的融合，會找到既適合本土大眾品位又兼具走向世界與發展的規范的內容、形式及規律。
無疑，電視劇具有通俗性與可視性，它必然要有一些自身獨具的能為欣賞者帶來特殊審美愉悅的表現手段和基本特性，以充分實現電視媒介的大眾化傳播功能。而中國電視劇長期強勁發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國以經濟改革為中心的政治原則，電視作為一種影響空前巨大的現代媒介，始終成為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生活中的焦點之一，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重視。深層原因是全球性文明的發展，融有全球性話語的理想空間和電視劇產業文化的發展戰略在一起，不僅是獨特的集體經驗之匯集，而且牽涉到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電視劇創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建構的歷史，其社會、文化以至產業的過程，映寓社會的不同個體和機構、選擇和機制的競賽與創新。我們需要進一步履行電視劇創作者的責任，發展電視劇的現代藝術與精神的影響力，要有進行高屋建瓴的反思能力，甚至我們需要通過培養“為電視劇而電視劇”這一理念而改變電視劇本身。這都是我們需要努力的。
當今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時代生活每天都在發生變化。自50年代以來，中國電視劇的自我特征呈現出一個不斷裂變的軌跡，當代電視劇的價值選擇帶有從趨同傾向、轉型傾向、市場傾向到面向突破和反思的當代傾向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征，從電視劇創作者、電視觀眾到政府決策部門，從真實空間呈現、電視劇多樣化敘事到全球性理想空間拓展，諸多力量合力塑造中國電視劇藝術與文化的流變和演示。中國電視劇有著廣闊的市場空間，中國電視劇引領潮流，在新的起點上進一步開放、兼收并蓄，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創造自己的未來，選擇、改革與發展仍然是我們的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