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文藝事業是伴隨著新中國的發展而繁榮起來的，60年來，櫛風沐雨，與共和國同甘苦、共榮辱，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60年的民間文藝事業，見證了中國人民的文化翻身、文化發展、文化繁榮，見證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偉大成就和輝煌歷程。60年來，圍繞搶救、保護、研究、發展中國各民族民間文藝和民間文化遺產，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通過發起“三大戰役”，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三座文化豐碑。
第一次“戰役”：以大躍進民歌為高潮的各民族民間文藝運動
1950年3月，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初名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郭沫若任首任理事長，鐘敬文和老舍任副理事長。文學、民俗學、人類學、民族學、音樂、舞蹈、美術、戲劇、曲藝、歷史等各學術、藝術門類的一批著名學者和藝術家成為首批理事。協會的宗旨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國民間的文學、藝術，增進對人民的文學藝術遺產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發揚它的優秀部分，批判和拋棄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建設”。協會成立的根本任務和工作就是“廣泛的搜集我國現在及過去的一切民間文藝資料，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
在協會成立大會上，郭沫若、茅盾、老舍、鄭振鐸相繼講話。郭沫若在講話中指出了本會組織專家學者開展民間文藝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目的：①保護珍貴的文學遺產并加以傳播；②學習民間文藝的優點；③從民間文藝里接受民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④從民間文藝里獲得最正確的社會史料；⑤發展民間文藝。老舍在講話中介紹他在國外所見到的中國民間工藝在世界上引起的稱贊和驚嘆，他盛贊民間藝術家雖是無名的，但他們的創造力卻是驚人的。他還特別指出收集民間文藝中的戲曲和歌謠時，應注重錄音，強調了新方法和技術在采錄中的運用。周揚在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民間文藝是一個廣闊的寶藏，它需要我們有系統、有計劃的發掘。通過對中國民間文藝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為新中國新文化創作出更優秀、更豐富的民間文藝作品來。鐘敬文在協會成立后不久，專門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論文《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詳細論述了民間文學的遺產價值、口頭文學的優越性，并特別強調：“要把這宗巨大而有貴重作用的文化財產充分發掘出來，充分清理出來，特別是充分利用起來，這工程是相當巨大的。為著建造新中國的新文化、新文藝，我們必須完成這個工程，而且相信一定是能夠完成這個工程的。”
新中國的民間文藝事業從此拉開了大幕，翻開了歷史的新篇章。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成立以及幾位著名專家、作家、學人、領導對民間文藝的闡述，為由人民創造和傳承的民間文藝進行了正名，從幾千年的中國文學史、文化史中找到了民間文藝的偉大貢獻。“國風、《楚辭》、樂府、六朝的民歌、元曲、明清的小說，這些才是中國文學真正的正統。”（郭沫若）“玉器、瓷器、銅器、銀器、佛像，這些都是工人做的”；“墻紙、年畫、剪紙、地毯花樣，創作這些圖案與花樣的都是無名的民間的藝術家”（老舍）。從五四歌謠運動開始，一直到延安時期對民間文藝的搜集、整理、研究、運用，民間文藝事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新中國的成立更為民間文藝的繁榮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代。民間文藝的寶庫遠沒有完全打開，民間文藝的礦藏遠未得到充分發掘，所以要實施有群眾與專家、民間文藝專家與廣大的民間文藝采集者緊密結合的搜集、整理工作。對珍貴而浩瀚的口頭遺產進行系統、全面的采集，這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
為實施這一工程，協會成立大會上通過了《征集民間文藝資料辦法》這樣的指導性、規范性文件，明確提出科學要求：①應證明資料來源、地點、流傳時期及流傳情況等；②如系口頭傳授的唱詞或故事等，應證明唱者的姓名、籍貫、經歷、講唱的環境等；③某一作品應盡量搜集完整，僅有片斷者，應加以聲明；④切勿刪改，要保持原樣；⑤資料中的方言土語及地方性的風俗習慣等，須加以注釋。
與五四歌謠運動和延安文藝運動在采集民間文藝上的個體化、零星化、藝術化的方法不同，新中國成立之初實施的采集工程，不僅強調了科學性，也實現了全國化的全面性。其間逐漸形成規模，直至變為全民的民歌搜集與創作運動——大躍進民歌。50年代初，我國陸續出版了《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的故事和傳說》《大別山根據地歌謠選》《陜北民歌選》《信天游選》《東蒙民歌選》《內蒙東部區民歌選》《茅山歌》《隱身草》《鳳凰和金豆子》《青蛙騎手》《長工與地主》《寶葫蘆》《劉三姐》《三峽民間故事》《北京的傳說》《傳麥種》《阿詩瑪》《逃婚調》《花兒選》《廣西民歌》《云南民歌》《中國民間故事選》《江格爾傳》《格薩爾》《格斯爾的故事》《馬五哥與尕豆妹》《張秀眉之歌》《阿細的先基》《梅葛》《布伯》《召樹屯》《娥并與桑格》《重逢調》《線秀》《崇陽雙合蓮》《鐘九鬧槽》以及中國各地歌謠集16種、中國民間故事叢書4種等等，數量之多，范圍之廣，堪稱史無前例。
在這次延綿十余年的大規模的民間文藝搜集、整理工程中，凸顯出民間文藝為新文藝服務、為新生活服務的主題，實現了尊重人民創造、推進人民文化價值提升的文化觀轉變，所搜集的一大批珍貴的各民族神話、傳說、故事、歌謠、史詩、長詩，改寫了漢族文學文化史和新寫了少數民族文學文化史，也重寫了中國的文學史和文化史。中國作為悠久文明古國所蘊藏的巨大民間文學寶藏顯露出它迷人的風采。
1956年10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重視民間藝人》，1958年4月14日再次發表社論《大規模地搜集全國民歌》，把這次工程，也是中國民間文藝搶救保護的第一大“戰役”推向了高潮。社論肯定了前期各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成果，如蒙古族的《噶達梅林》、撒尼人的《阿詩瑪》、苗族的“古歌”、傣族的《召樹屯》、內蒙古漢族的爬山歌、回族的“花兒”、壯族的“歡”等等，號召忠實記錄、選擇印行，加以整理和研究并為新時代服務。1958年7月，中國民間文學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制定了“全面搜集、重點整理、大力推廣、加強研究”的十六字工作方針，并舉行了“民間文學展覽會”。8月，《人民日報》又一次發表社論《加強民間文藝工作》。不久，中宣部轉發了中國民協編選“中國歌謠叢書”的計劃。
當然，對于這一工程逐漸演變為大躍進民歌運動，以及如何評價大躍進民歌還可以討論、爭鳴、研究。但這次工程的實施，普及了民間文藝知識，引發了民間文藝搜集、再創作的熱潮，收集了巨量的民間文藝資料，出版了大批民間文藝成果，是新中國文化建設的一個巨大成就。各少數民族文化過去多是口頭文化，大多沒有自己的文學史、文化史，從此以后，少數民族的文學、文化的歷史具有了重新書寫的條件。
第二次“戰役”：以“三套民間文學集成”為標志，全面科學地普查各民族民間文學
經歷了“文革”的嚴重挫折后，1978年，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民間文藝再次迎來了發展的機遇，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1979年，中國民協會同國家民委、文化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少數民族民間歌手、民間詩人座談會。18個省、自治區，45個民族的123名代表與會，鄧小平等黨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接見了代表，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出席座談會。本次座談會，為眾多民間歌手和藝人恢復了名譽，重啟全面搶救保護民族民間文化遺產的工作，拉開了第二次“戰役”的序幕。
1984年2月，中宣部發出《關于加強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和資料搜集工作的通知》。1984年5月，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民協聯合下發《關于編輯出版〈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的通知》（簡稱“三套民間文學集成”），一項歷時25年的大型搶救保護民間文學遺產的工程正式啟動實施。《通知》指出：“一些僅存的老歌手、老故事家都已年屆高齡，搶救、搜集工作迫在眉睫，如不抓緊，這筆存在于人們口頭上的文化財富就會繼續泯滅而失傳，因此也必須通過一個廣泛的、有計劃的搜集活動和編纂工作，使這份文化財富得以保存，使民族文化傳統得以繼承和發揚。”
三套集成的編撰出版工作堅持專家主導、專業規范，迅速在全國推廣施行。為此，成立了組織機構：“成立三套集成的總編委會，由周揚同志任總主編。以下分別成立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編委會、中國歌謠集成編委會、中國諺語集成編委會。總編委會下設一個辦公室，處理三套集成的日常事務。各省、市、自治區分別成立各套集成的分編委會，負責本省、市、自治區分卷的編輯工作；各分卷的主編、副主編、編委會由各省、市、自治區確定后報總編委會批準。省、市、自治區成立三套集成辦公室，負責日常工作。”按照這個部署，各省以各省民協為主，紛紛成立機構，全國各地一批最著名的民間文藝專家和各地民間文學搜集者匯聚成一支浩蕩的隊伍，開始了一次又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工程。本次“戰役”的特點是特別強調搜集、編纂工作的全面性、科學性、代表性，要求“忠實記錄、慎重整理”，要求分期培訓骨干，帶動全面，要求搜集中盡量采用錄音、攝影、錄像等先進技術，“在搜集中，除各種文字的、圖片的、活動的說明材料，如流傳地區、搜集時間、講述人、演唱者、搜集人、翻譯者的情況及其他有關資料，填寫統一的卡片”，要求有民族文字的民族，首先用民族文字記錄出版，并做好漢文翻譯工作等等。在普查工作中，各地約有200萬人次參加采錄，共搜集民間故事184萬篇、歌謠203萬首、諺語748萬余條，獲得40億字的資料，編纂縣卷資料本3896種，出版省卷100余卷。其中，僅會講50則以上故事的民間故事家就被發現并記錄了9000余人。黑龍江的伊瑪堪，泰山民間故事群，云南各民族神話、史詩、長詩成果，新疆的《江格爾》《瑪納斯》、敘事長詩，西藏、青海的《格薩爾》，江南長篇吳歌，中原神話群發現與采錄，江南十大民間敘事詩，55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與出版等等，都是重大發現和重大收獲，數量之多，規模之巨，令人嘆為觀止。三套集成已于近日完成全面編輯出版工作，與十大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一起被譽為“文化長城”，應是當之無愧。三套集成工程是我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成果收獲最豐、歷經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的民間文藝搶救保護工程。其間積累了巨大的文化財富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書寫了改革開放30年最輝煌的民間文藝成就新篇章，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彪炳史冊。
第三次“戰役”：以搶救工程為龍頭的民間文化遺產保護運動
進入21世紀，在現代化大潮洶涌而來，文化全球化、經濟一體化情勢下，文化多樣性成為最為引人矚目的國際話題之一。與此同時，維系文化多樣性根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民間文化遺產，因其脆弱性和原生性，面臨瀕危和消亡。鑒于我國民間文化遺產樣態、種類的無比繁復，在前三套集成時代和三套集成時代，中國民協搶救保護的重點僅限于民間文學一種形式和門類，我國眾多的民間文化遺產、民俗文化遺產、民間藝術遺產、民間美術遺產都未及系統地進入搶救、采集、整理的工作范疇。即使是民間文學，其中的史詩長詩、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眾多的民間傳人的技藝和記憶等都未及系統整理，搶救與保護的任務依然艱巨，任重道遠。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展全球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保護行動的推動下，中國民協自2002年啟動實施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計劃用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對我國各民族文化遺產進行再一次全面普查。主要內容包括：開展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民俗文化調查，建立中國民俗文化圖文資料數據庫，實施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調查，規劃出版中國民俗志、中國民間故事全書、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中國服飾文化集成、中國唐卡藝術集成、中國泥彩塑集成、中國民間美術遺產總目、中國古村落調查與保護等。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立足于時代的高度，著眼于科學性、全面性、代表性、藝術性，以文字、圖片、錄音、攝影、攝像作立體記錄，把各種文化事項作綜合調查，全面呈現和展示中國民間文化的生態，摸清中國民間文化的家底，確立中國民間文化保護的體系和對象。
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于2002年10月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準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2003年被納入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搶救工程實施以來，成果巨大，收獲頗豐。中國木版年畫集成對全國20余個重點年畫產地實施了全方位、地毯式的普查，規劃出版了20余卷，每卷都獲得數百小時影像、數萬張照片、數十萬文字，全方位記錄了代表作、傳承人、年俗、畫俗、畫訣、藝訣、口述史、店鋪與銷售、版與畫、民間故事、歌謠、傳說、工具、材料、技藝、雕工、印刷技術、色彩、造型、張貼習俗、主題、題材、體裁、分類、風格、歷史、信仰、倫理、道德、題刻、傳播等等。這種全景式調查、記錄與呈現，獲得了社會廣泛的贊譽，國際國內學術界無不予以高度評價。
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獲得的大量成果，許多填補了我國文化史的空白，許多重大發現及時保護了一批珍貴的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對傳承人的調查推動了對民間藝人的尊重、保護和技藝傳承；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基礎理論、方法、人才、成果；對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呼吁、行動，促進了民族文化的弘揚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文化交流；在全國各地實施與展開，促進了地方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進步和協調發展；緊密配合國際行動和國家文化戰略，提升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影響，促進了國際文化交流；還直接參與四川汶川地震中羌族文化遺產的文化救災，取得重要成果。目前，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還在全國方興未艾，各種成果正紛至沓來，它的影響還在向廣度與深度延伸。
60年來，在祖國的繁榮發展中，中國民協與祖國同行，為搶救、保護、弘揚中華文明不遺余力、薪火相傳。三大“戰役”就是民間文藝事業發展的三次高潮。這三大“戰役”也見證了中國文化發展的三個時代、三次高潮、三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