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政府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西部這片沉寂已久的大地。西部大開發是國家對經濟發展格局的一次重大調整，這一重大的戰略轉移使西部地區欠發達的經濟狀況大為改觀，經濟的變動又使以此為基礎的西部文化和西部文學擁有一些新的動向和質素。
西部文學的背景與歷程
在很多人眼里，西部是原始、落后、蠻荒的代名詞，有的只是漫天的黃沙、荒涼的戈壁、無盡的沙漠和寒荒的村落，但是在這片土地上世代生活著的人們以他們的堅韌和剛毅守護著高天厚土，過著生活艱辛困窘但精神卻并不平庸的日子。
從自然地理上來說，西部是一個高地。西部這片地處歐亞大陸之間的高原，平均海拔在2000米到3000米以上，屬自然地理上的高地；中國大陸的自然地貌在總體上呈現出西高東低的三級階梯形狀，西部地區處于第一和第二階梯，第一階梯涵蓋了青藏高原，第二階梯則包括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和云貴高原。從文化地理上來看，西部仍不失為一塊高地。中國西部地區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在歷史上曾經是經濟和文化相對發達的區域。西部文化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要源頭之一，臘瑪古猿、元謀猿人、藍田猿人證明這片土地曾是人類起源的關鍵地區，大地灣遺址、半坡遺址、三星堆遺址與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則是人類原始生活留下的濃重的歷史痕跡。原始文化、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生成胚胎，并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西部處于世界四大古代文化之中，西部就成了東西方文化的接觸、交流、碰撞乃至融合的區域，從而形成了西部的六大文化圈層，這就是由阿拉伯文化、地中海文化、中國中原漢文化和其他文化因子融合而成的新疆伊斯蘭文化圈層；由中國中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雪域高原的苯教文化和其他文化因子融合而成的青藏吐蕃文化圈層；由中國中原文化匯合西域其他文化因子融合而成的陜甘儒道釋文化圈層；由草原游牧文化和喇嘛教相結合基礎上融會其他文化因子形成的蒙寧西夏蒙古文化圈層；由山地農耕文化與來自不同方向的漢族文化結合而成的巴蜀儒道釋文化圈層；由山地狩獵文化與外來屯堡文化雜合而成的滇黔桂的多神崇拜文化圈層。在中國西部的各文化圈層之間，又有“四線”，即絲綢之路、唐蕃古道、南方絲綢之路、草原之路四條文化線路相連。西部還是一個多民族的聚居區，又是多種文化的結合部。這里的文化，是大陸文化區內各種板塊非常典型的結合，從地理環境看，是東亞、西亞、南亞、北亞文化的結合部；從生產方式看，是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結合部；從宗教和哲學看，是伊斯蘭教、藏傳佛教、儒道互補哲學和多神崇拜的結合部。這一切都說明這里是一個具有文化兼容性的地理區域。
西部文學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久遠的古代，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覺醒和萌動還應當從２０世紀４０年代說起。抗日戰爭時的內遷使得延安、桂林、重慶等城市成為進步文學陣地，地處昆明的西南聯大更成為匯聚中國文化精英的臥虎藏龍之地，西部地區的文學創作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到了五六十年代，西部地區和西部文學又一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出現了一大批取得了驕人成績的作家。以柳青、柯仲平和杜鵬程為代表的陜西文學群落，以馮牧、公劉、徐懷中為代表的昆滇文學群落，以李季、聞捷、李若冰為代表的絲路文學群落以及以瑪拉沁夫、鐵衣甫江等人為代表的民族文學群落，為文學界貢獻出了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優秀作品。正是這兩次文學創作的高潮，為８０年代明確倡導西部文學做了應有的鋪墊。西部文學在８０年代迅即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這一有著明確理論訴求和創作實踐的文學潮流雖然并沒有持續多長時間，但它給以后的文學發展拓寬了視野，也指明了路向。以楊牧、昌耀、周濤和章德益為代表的“新邊塞詩”，彰顯著沉雄渾厚、大氣磅礴的詩風；賈平凹、路遙、張賢亮、陳忠實的西部鄉土小說，再現了西部鄉土生活的沉重與希望；張承志、高建群、楊爭光的西部傳奇小說，散發著西部廣袤的土地上處處可見的傳奇與詩意；馬原、扎西達娃的藏地小說，則展示了雪域高地的生存圖景和民族想象。總之，這一時期西部文學在多方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進入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文壇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和蛻變，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興起，大眾文化逐漸擠壓著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生存空間并日益占據了文化的中心，伴隨著大眾流行文化出現的各種思想與文化也逐漸輻射和滲透到了整個社會文化中。文壇與市場的碰撞和聯姻也深刻地改變了作家們的創作觀念和創作方式，以娛樂、消遣和快感為基本構成要素的大眾文學創作更能為作家們帶來優厚的報酬。在這樣一個世俗化、市場化、商品化的浪潮中，西部作家以他們的執著堅守著關注人的主題，他們將西部獨特的自然景觀和人文內涵熔鑄在作品中，不僅使文學創作更富有文化底蘊，而且為中國文學提供了新的美學經驗。西部文學正是以其獨特的姿態和堅守的精神，在當今中國文學格局中顯得格外出眾。學者趙學勇、王貴祿曾指出：“西部未來的文學不僅應該而且可能對中國未來的文學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貢獻。這個貢獻不一定表現在在這塊土地上產生的作家、作品對其地區而言有多么的出類拔萃，而是以西部獨特的地理風貌、民情民俗、歷史和現實、自然和人、生和死、理想和幻想、成功和毀滅、痛苦和歡樂、卑污和崇高作了審美化的提供和豐富。”
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行，西部文學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也相應地發生了一些變化。在以往的西部文學的討論中，概念的界定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一般地認為西部就是指大西北，包括西北的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五省區，另外還有西藏、內蒙古兩區。而西部大開發所涉及的省份遠不止這些，還包括云南、貴州、四川、重慶、廣西等省區市，也就是說，新世紀西部文學的表現空間有了更進一步的拓展。與此相應，作家的陣容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除了賈平凹、陳忠實、紅柯、雪漠、王新軍、楊志軍、董立勃、趙光鳴、鄧九剛、馬麗華、扎西達娃等作家外，四川的阿來、廣西的鬼子和東西、云南的范穩和夏天敏都以他們的創作建構著西部文學的大廈，這一時期也有了像《秦腔》《高興》《西去的騎手》《烏爾禾》《大漠祭》《獵原》《白虎關》《藏獒》《白豆》《米香》《青樹》《暗紅》《絕地逃亡》《空山》《格薩爾王》《好大一對羊》《后悔錄》《水乳大地》《悲憫大地》《大盛魁商號》《如意高地》這樣一些西部文學中的優秀之作。這些西部作家們在消費文化盛行的時代沒有一味地迎合流行文化，也沒有簡單地呼應社會的重大主題，而是執著地建構著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學世界，他們用文學的方式弘揚西部精神，關注著具有地域文化精神內核的主題，如生存境況、生態意識、文化精神等等。
高地上的生存樣態
與富饒的東部地區相比，西部在自然環境、生存條件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劣勢，崇山峻嶺阻隔了西部人與外界的充分交流和溝通，嚴寒和漫天黃沙讓他們少了溫婉細膩而多了豪爽和耿直，貧瘠的土壤使他們更加珍惜土地熱愛土地，西部人在樸野蒼涼的西部大地上形成了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相適應的性格、觀念和行為，他們在嚴酷的環境中鍛造出了驚人的忍耐力和頑強地活下去的勇氣，多舛的命運使他們的性格中有著更多的韌性和堅毅。再現西部人的命運，再現西部人真實的生存形態也就成為西部文學不變的主題。“老天爺給個啥，我就能受個啥。他能給，我就能受。”這是《大漠祭》中老順一直掛在嘴邊的話，他也以這樣的一種人生信條影響著他的子女，他們默默地生活在西部貧瘠的土地上。雪漠以平靜的語調講述著西部騰格里沙漠地區農民們平凡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普通到沒有任何精彩之處，但就是這樣的微不足道構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老順、孟八爺、靈官、猛子、憨頭、瑩兒等人演繹著他們日常的生活，其中的事件不過就是馴兔鷹、捉野兔、喧謊兒、打狐子、勞作、偷情、吵架、繳公糧、躲避計劃生育等，但正是這些小事和瑣事構成了農民們寒來暑往的生活。因為作者認為：“文學的真正價值，就是忠實地記錄一代‘人’的生活，告訴當代，告訴世界，甚至告訴歷史，在某個歷史時期，有一代人曾這樣活著。”他們活得很艱辛、活得很無奈，但同時也活得很坦然，他們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抱怨命運的不公平，而是像永遠沉寂的大漠般蘊藏著深不可測的原始生命力，生之艱辛和死之無奈在他們看來都是最正常不過的人生輪回，老順的能夠“受”一切的人生哲學體現的不僅是逆來順受的忍氣吞聲，還有隱忍和豁達的永不服輸。
同樣具有這樣性格的還有劉高興，他是賈平凹的長篇小說《高興》的主人公。劉高興是一個農村人，但他的衣著、談吐和行為方式都不同于一般的農村人，他希望城市能夠接納他，甚至將賣了一個腎給城里人作為能夠成為城市人的重要砝碼，懷著做城里人的夢想，他帶著五富來到西安城，他所從事的職業是城市中最卑微的行業：撿破爛。盡管他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融入真正的城市生活，盡管他身上有阿Ｑ的影子，但他的堅強、樂觀和自信卻向人們傳達著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他用堅強戰勝著困難，用樂觀沖淡著憂傷，用自立和自信確立著人的尊嚴，用和善與友情暖化著世態的炎涼。
馬麗華的長篇小說《如意高地》挖掘的是一段塵封百年的歷史。這些人和事是由一本名為《艽野塵夢》的舊書牽出，清末將領陳渠珍所遭遇的超出常人想象的苦難是作品的中心情節。他帶領部下從藏北無人區向西寧逃亡，200多天里九死一生，100多人最后只剩下十幾人。更讓人扼腕的是，那位追隨陳渠珍的藏族女子西原，一路上對夫君百般照顧，到西安后卻染上天花突然謝世。另外與陳同時代的那些人也都有不平凡的經歷，無論政界、軍界、宗教界，無論藏族、漢族、滿族，那些多舛的命途、苦海中的沉浮的人生故事令人遽然心動。“讓活過的重新活過，讓死去的再死一回。”同時作品還把“我”和幾位當代人尋覓前輩生命影跡的過程穿插其中，而這幾位當代人的經歷也是多有磨難。我們能感受到的是無盡的苦難和無邊的悲涼。
阿來創作的精神取向自始至終是對人及其命運的關注與思考。《空山１——隨風飄散》中的主人公格拉自幼與看似有些呆傻的母親桑丹相依為命，是機村人眼中的有母無父的野孩子。他們母子的日子過得異常艱難，機村人尤其是額席江奶奶不時施舍給他一些食物使他們能夠勉強度日。但就是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單純的孩子，卻不見容于機村這樣一個小小的村莊。格拉被村里的孩子看作是欺負與凌辱的對象，大人們更是因為恩波的兒子兔子被格拉帶到野外生病而遷怒于他，這一事件導致桑丹與格拉母子背井離鄉離開機村。人們的猜忌與不理解最終將無辜的格拉逼迫致死。格拉在他有限的生命中一直在尋求融入機村這個小小村落的“路”，但他無力抵抗人們的冷漠、猜疑與謠言，機村人沒有接納這個孤苦無依的孩子，人們的疏遠與冷酷使這個孩子的靈魂與坐化的額席江奶奶一道遠去了，留下了他孤獨的母親桑丹和人生的蒼涼與無奈。
董立勃通過《白豆》《米香》《青樹》《暗紅》等作品表達了他對人生、對人性、對人的命運的極富思辨色彩的追問：為什么沒有壞人，好人卻不斷受到傷害，全是好人，悲劇卻不斷發生？白豆、白麥、米香、青樹、穗子、周五、趙六、鄭七等一個個鮮活的人物都在各自的生命軌道上演繹著屬于他們的人生悲喜劇，人性的善惡交織、命運的難以把握與人的頑強抗爭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董立勃將自己的追問上升到了思考人生、拷問人性的哲理高度。
勃興的生態意識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中國農村也逐漸落下了田園牧歌式的帷幕，政治、經濟以及文化都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裂變，古老的鄉村在現代化大潮的沖擊下不再是靜謐祥和的精神家園。和土地、鄉村有著更近的血緣關系的西部文學，對生態本身的變化以及生態變化所導致的世風人情、人的心靈世界的變化自然也有著更多的關注。賈平凹的《秦腔》詳盡地記錄了近２０年中國農村的發展狀況，也為鄉土生活唱出了一首凄美的挽歌。作家肯定了農民工進城打工這一既能為鄉村的長遠發展注入活力、又能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現代性事物，同時作家也表達了他深深的擔憂，大批的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土地的荒蕪成為另一個嚴峻的現實，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同時，農貿市場的開放以及國道的暢通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也掠奪了清風街為數不多的良田，僅國道的修筑就毀壞了40多畝耕地和10多畝蘋果林。生態的變化，使原有的自足自樂的田園經濟失落了，也使鄉村的道德倫理有所位移。
“鹿群飲水，吃草/在天下眾水的故土/羚羊在四時不斷的花香中奔跑/天啊，賜給我們的正午盡善盡美/賜給我們雙眼皮毛漾動的動物/犄角優美，身手矯健”，這是作家阿來在詩歌《歌唱自己的草原》中對于故土、對于家鄉的深情贊美。此時的草原猶如天國般寧靜，但是這樣的幽靜安詳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漸地被打破。阿來在其長篇散文《大地的階梯》中所涉及的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的眾多村落，都無法逃脫生態被嚴重破壞的命運，留下了人們因為追求金錢利益被掠奪破壞得千瘡百孔的自然界，處處顯現出人們追趕現代化腳步的匆忙與急功近利，詩中所描繪的牧歌般的景象已成為過去時代的記載。
阿來通過自己的創作、通過自己故鄉與部族的現實命運提出了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足以使整個人類警醒的問題：“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漂滿了大樹的尸體。當河水流送完這些樹木的時候，有一天，我們會突然發現，耳邊流動的只是干燥的風的聲音，而不是滋潤萬物與我們情感的流水的聲音。幾乎是所有動物都有勇氣與森林和流水一道消失，只有人這種自命不凡，自以為得計的貪婪的動物，有勇氣消滅森林與流水，卻又沒勇氣與森林和流水一道消失。”對于飛鳥失去了巢穴、走獸失去了蔭蔽的嘉絨大地，阿來曾經無數次禮贊過的嘉絨故土，曾經是他所有美好的記憶所在的地方，現在在作家眼中卻成為一個傷心之地。山川河谷、自然界被掠奪的滿目瘡痍使所有人都為之惋惜與痛心。長篇小說《空山》中也融入了作家對于生態問題的深沉思考，公路修通了，卡車開進了機村，這似乎都成了機村人與外界聯系的最佳渠道，但卡車拉走的是寶貴的樹木，拉來的人卻在機村周遭的群山亂砍濫伐，機村人自己也向林木舉起了鋒利的斧子，他們無休止地讓一棵棵樹木倒下、讓一片片樹林消失，人們盲目地毀壞著他們賴以生存的家園。在《空山２——荒蕪》中機村人想到了遷移，他們決心背棄一個遭到天譴的地方，而遷移到那個比機村土地更肥沃、氣候更適合作物生長的古歌中所唱的輝煌王國所在地——覺爾郎峽谷。無論是現實中的梭磨河、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以及嘉陵江流域，還是《空山》中的機村，都顯示出人們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而不斷向大自然索取的嚴重后果，一味地破壞人與自然的和諧必定會遭到大自然更加嚴厲的懲罰與報復。這不僅是阿來故土的問題，不僅是《狼圖騰》中內蒙古額侖草原的問題，也不僅是中國西部的問題，而是應該引起整個人類重視的嚴峻的生態問題。
阿來的中篇小說《遙遠的溫泉》將天國般美景的消逝以更為直觀的方式展現了出來，花臉貢波斯甲被驅逐到山上放牧，他向“我”這個不愛說話的壞孩子講述遠方的措娜溫泉，他將溫泉描繪得如天堂般美麗和令人向往。但措娜溫泉的美景在后來的縣長賢巴的領導下進行不當的旅游開發后不復存在，童年的記憶與美好的向往也消逝在荒草、水泥池子和脫落的墻皮中間。拖著長長煙塵的小汽車的到來打破了草原和神秘美麗的溫泉的寧靜，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失去的已不僅是行動的自由，還有永難找回的精神家園。
大自然為人類提供了寶貴的資源，對自然的尊重和敬畏是人類能夠給予自然的唯一的回饋，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才能使得社會更加和諧、生活更加美好，充分挖掘自然資源的巨大潛力不能以生態環境的惡化為代價，耕地的荒蕪、森林的消失、溫泉的被毀都是人類破壞生態平衡導致的惡果。像賈平凹和阿來這樣一批作家，都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表達著對人類現實處境的深切關懷。
多元的文化選擇
在廣袤的西部大地上，自然環境、生活方式與歷史文化等的差異無疑也帶來了西部作家創作上多元的文化選擇。雪漠的《大漠祭》實際上并不是祭奠大漠，而是祭奠在大漠邊上生存的農人。《大漠祭》滿含激憤與悲傷揭示了這樣的真理：西部生存的危難不僅來自于自然條件的惡劣，不僅源自傳統文化的負重，更在于城鄉不平等的對立格局建構中城市文化對鄉村殘酷的侵蝕與掠奪。出于對西部道德沙漠化的憂患，王新軍的《大地上的村莊·兩條狗》獨出心裁，細膩描寫了方家一條聰明漂亮、自戀矯情的母狗和呂家一條長于行動拙于表達、威猛多情的公狗從戀愛到偷情到懷孕生子又被人為弄死的過程。方家和李家有著小小的卻因人心狹隘而不能解開的宿怨，“狗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人的世界里的”，它萬萬沒有想到，“人的仇恨會牽扯到它們狗身上”！王新軍以幽默反諷的語調揭示了人性中陰騭、骯臟的一面，當作家在篇尾無奈地道出“嗨！狗們這輩子”時，表達的是對人深深的失望。
因為西部的廣袤無垠和遠離主流社會中心的先天優勢，它因此成為一些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邊緣人”的樂土和歸宿，流浪漢因此也成為西部文學中的重要形象。趙光鳴這個自小從湖南瀏陽流浪到新疆的流浪者，將流浪漢和精神漂泊者作為創作中的主人公，致力于挖掘這些遠離家鄉的人身上所蘊藏的生命強力，對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表達深切的關懷，同時也探索和發現著人的生活中不為人知的領域，并將其鮮活生動地展現出來。《絕地逃亡》等作品都是趙光鳴敘寫流浪者的愛恨情仇和悲歡離合的，流浪在作者筆下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也是個人面對現實時的一種有意或無意的文化選擇。
“他的性格里帶有藏獒的風格：越碰越堅，越要越強。父親就像一支真正的藏獒那樣，沖著前面飛奔而來的危險狂吼一聲……”曾經生活在西部的楊志軍在《藏獒》中這樣定位父親的形象。父親用愛和溫暖換來了草原人民與藏獒對他的尊重和信賴，他也用剛強和堅毅在“我”的心目中樹立了高大偉岸的形象，他救活了曾經咬傷他的藏獒崗日森格，冒著生命危險使7個上阿媽草原的孩子死里逃生，作為草原工作人員，父親全身心地投入到草原和藏獒的工作中，父親和藏獒都是“我”回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父親用他的實際行動告訴“我”：在這個紛繁復雜的世界里，什么是愛，什么是感恩，什么是人性美。《藏獒》第二部和終結版延續著第一部的風格，作家通過藏獒的形象呼喚著人性的復蘇，也呼喚著雄強的生命力，呼喚著能夠像巍峨的青藏高原般傲然矗立的“人”的形象。紅柯的《西去的騎手》中勇猛、彪悍的騎手馬仲英猶如頑強地挺立在大漠風沙中的胡楊樹，雖然他生不逢時，但他的血性、強大與雖死猶榮的陽剛之氣，卻能夠激起每個人心中對真正的英雄的呼喚與渴望。活著，是每一個人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但如何活得更像人，卻有不同的方法和方式。
范穩的《水乳大地》寫西藏與云南交界處卡瓦格博雪山下瀾滄江峽谷里整整一個世紀的故事，這是西藏惟一的納西族自治鄉、惟一的天主教村莊。作品反映了藏族、納西族雜居的區域多種文化的沖撞與融合，顯現了艱苦環境中人的意志和信仰的力量、頑強不屈的精神。作品力圖通過對雪域環境、藏地風情、宗教沖突、生命的奔突的展示，迸射出生命與生命、自然與神靈的碰撞而生的文化火花。《悲憫大地》的內容仍以藏地的歷史生活和宗教文化為敘述對象，既保持著血性剛烈的傳奇風貌，又堅守著魔幻空靈的藝術風格。作品以一個藏族人的“個人成佛史”來承擔沉重的“悲憫”。都吉家長子阿拉西命中注定會成為了不起的活佛，只因塵緣未盡，與隔江相望的白瑪堅贊頭人的小兒子達波多杰結下殺父之仇。此后，瀾滄江兩岸各自延伸出一條追尋“藏三寶”的線索：達波多杰追求的是快馬、快刀、快槍，而阿拉西則苦苦追尋佛、法、僧。最終，阿拉西摒棄了作為凡人的一切所有，犧牲了良師、胞弟、妻女、母親，付出了巨大代價成為洛桑丹增喇嘛。他寬恕了仇人，阻止了戰亂，拯救了生靈。如果說《水乳大地》關注的是多元文化、多種民族、多種信仰相互的濡染和沖撞，而《悲憫大地》則通過個人成佛史，展現了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民族充滿魅力的精神世界。實際上，作品都是用藝術的方式，尋求一種更符合人性的文化生活方式。
在極度張揚個性、“宏大敘事”遭到質疑的新世紀文壇，在文學創作與出版運作、商業操作之間的沖突與融合成為不可爭辯的現實背景下，西部作家們執著地堅守著自己的立場，把關注百姓的生存境況、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意識、文化選擇以及地域文化的展現作為創作中永恒的主題，賈平凹為清風街的父老鄉親們立傳，嘉絨之子阿來在漢藏兩種文化之間穿行，雪漠講述著涼州農民生之艱辛、愛之甜蜜和死之無奈，趙光鳴為流浪漢和精神漂泊者譜寫著一曲曲悲歌，范穩生動形象地展現著波瀾壯闊的藏族聚居區生活，楊志軍深情呼喚著強勁生命力的復歸……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他們可能有些落寞，但他們所取得成績卻是有目共睹的。直面西部文學在中國文學版圖中的真實處境，穿透己被固化了的西部文學表層色調，超越自然景觀和風俗民情等題材層面，開掘西部文學歷史與現實豐富多彩的精神價值，是西部作家文學實踐中應當注重而且要努力的方向。我們相信，西部文學之路在未來會越來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