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文物在中國文物拍賣市場的價值博弈
自1993年中國文物拍賣市場啟動以來，回流文物在市場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為了大部分拍賣門類的重要貨源。
在歡呼市場繁榮，國力強盛，文物回流成為盛世標志之余，回顧一下文物回流各門類的構成及源流，是一件十分有意義并值得人們深思的事。
1 自鴉片戰爭以來至新中國建立之前，被劫掠的中國重要歷史文物出現高價回購。
這一門類中標志性的回流事件，是保利博物館在2000年從香港蘇富比和佳士得回購的圓明園流失文物大水法中的青銅獸首。破天荒的高價、保利博物館的國企背景、以及圓明園文物1860年慘遭劫掠的歷史，三者疊加的和弦演奏了一曲愛國主義的凱歌，受到了新聞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和社會的普遍關注。雖然在這次回購事件中，三個獸首的文物屬性和藝術價值備受爭議，但這次回流事件所引發的市場熱潮及社會關注卻不容質疑。
有趣的是，以此開頭的圓明園流失獸首，在今后的10年內有疊增續篇。中間有澳門賭王何鴻燊捐贈回流的青銅豬首，10年之后又有臺灣藏家推出的精美馬首，其咨詢價已是當年猴首估價的10倍，成交價是當年三個獸首的兩倍，高達6000萬元港幣，亦由何鴻燊再次解囊相助捐贈回歸。
更有戲劇性的是，稍后在巴黎佳士得出現的兔首和鼠首，法國寄售人及拍賣行挾持被愛國主義綁架的中國買氣，以兩件過億的估價與中國買家博弈，卻被大陸閩商蔡銘超以佯買拒付的偏鋒破了法國佳士得的商陣。稍后，中國官方文物局甚至發出了規勸性的文件，不建議中國以高價競購有歸屬權爭議的海外文物。至此，以圓明園生肖獸首開頭的回流，就此畫上了一個暫時性的句號。
從這10年的獸首回流的潮流變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愛國主義和市場高價是如何分分合合，盲目的激情和審慎的質疑又是如何在價格消長中變化。更有啟示的是，民間乃至官方對回流文物意義的認定和賦予，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竟然經歷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2 近百年來在戰亂和政權更迭之際，世家舊族舉家外遷攜帶出境的大量傳世文物回流。
1950年初，中國國家文物局受周恩來的囑托，在香港收購回流的張大千所藏《五牛圖》等一批早期中國名畫，王季遷家族舊藏近年來也陸續出現在內地拍場上。
這部分藏品與第一類藏品的歷史重要性相當，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身世背景和社會功能，它們是中國歷代士紳階級私有財產的重要構成部分，在大量世家舊族外遷的歷史背景下，流散境外的文物一大部分為境外博物館所購藏，成為各國人士了解和欣賞中國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可以說，入藏在各國博物館的中國文物為傳播中國文化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另一部分流散文物，由于歷經博物館的強行征集及各次政治動亂的摧殘，存世量已經所剩無幾，民間收藏幾成空白，因此這部分文物的回流，有效和及時的填補了市場的空白，并且其清晰的傳承和身世，延續了財富和收藏的精彩故事，成為藝術品市場中競相追逐的標的。
3 以大批日本舊藏為代表的中國字畫及瓷雜藏品進入拍賣專場。
近年來，以大批日本舊藏為代表的中國字畫及瓷雜藏品，往往以整批涌入真偽混雜、低標高賣的形式出現在嘉德四季、保利小拍及匡時的無底價專場中。這類回流品由于其真贗混雜的特點，往往在境外的收藏機構和私家倉庫中已沉寂多年。可以說，大部分拍品既無歷史價值，也無藝術質量，是歷史上跨國藝術品交易中的沉淀物。其中相當一部分本不應當沉渣泛起，不幸的是，在流動性過剩和投資渠道狹窄的宏觀環境中，又形成了滄海倒灌的奇特景觀。
4 以港臺和新馬印尼等華人收藏為基礎的中國近現代畫家作品流入市場。
以港臺和新馬印尼等華人收藏為基礎的中國近現代畫家作品，從印尼郭慶祥收藏的吳冠中作品，到張宗憲收藏的齊白石作品，涵括了油畫和國畫的主要名家作品，動輒成軍成陣，數以百幅計，形成系統收藏，并且在收藏形成過程中往往早有謀劃，建倉價格極低。
在這個門類中，我們要注意兩個特點，一個是從民國到上世紀80年代起，外國的買家和贊助人是中國藝術家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及社會地位的重要支持者；第二個特點是，中國的藏家和新富階級的市場行為充分體現了追捧名家不貴不買的特點，沒有先知先覺的市場前瞻力，而有后知后覺高價追捧的勇氣，其中的對比不禁令人扼腕長嘆。
5 由歐美著名藏家收藏的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大量現身。
2011年，比利時著名藝術收藏家尤倫斯男爵的私人藏品專場拍賣“尤倫斯重要當代中國藝術收藏：破曉——當代中國藝術的追本溯源”在香港蘇富比春拍揭幕，專拍的105件重要作品全數拍出，總成交額高達逾4億2700萬港元。尤倫斯的藏品拍賣使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收藏，10年期間變成了有話語權和標志性的市場寵兒。
這個板塊的特點更令人回味無窮，首先，既難看又難懂的當代藝術，由于其市場高價，牽動了既不懂又不愛當代藝術的投資者的入市。其次，國際當代藝術領域里的充裕資金，有效地推動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當代藝術的闡釋和價值建構，逐漸為混亂無序的當代藝術建立了標準，理出了頭緒，乃至為下一代當代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有效地影響了社會對當代藝術的心態。可以說，在這個板塊上，當代藝術的價值建構和價格建構是最有社會影響力的文化行為。
6 改革開放以來流失的出土文物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改革開放以來流失的出土文物，由于種種上拍政策的限制，目前只有零星回流和私下成交。在這個混沌不明的板塊中，蘊藏著巨大的危機，也潛藏著巨大的商機。改革開放30年以來，由于史無前例的基建工程和社會失序，導致了大量的文物盜掘和文物走私現象，出土文物及外流文物的總量，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其中流失的中國高古文物，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往往是歷代文物精華，是物質遺存中的曠世絕品，有相當數量的這類流失文物，其質量和珍稀程度可以媲美國內外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是我們文明構成中不可或缺的物證。
無論是與明清宮廷御制藝術品相比，還是與價格高昂的當代藝術品相比，這個門類文物的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都具有絕對的重要性和收藏價值。可惜，由于文物政策的限制使藏家對這類藏品眼中無物，市場無價，國內外的禁運和禁售政策又使這部分藝術品不能化暗為明，許多慘遭流失的曠世珍寶，由于不能進入市場流通，因此歸國無門，成為文化工作者和藝術愛好者心中永遠的隱痛。
以上6個門類的藝術回流品，可以說它們的外流形成于不同的歷史階段，源于不同的社會及文化原因，而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刻，無論是好是壞，是真是假，都在中國市場找到了出路，賣出了歷史高價。更為可驚可嘆的是，從宮廷重器到當代藝術，在歷史的各個階段，在藝術的各個門類，中國的藝術品都發生了先外流后回流的狀況，低價售出、高價買回成了藝術品市場的普遍規律。
回顧20年以來的中國文物回流史，可以說既有成績，也有教訓，既有機遇，又有無奈，既是經濟繁盛的標志，也有盲目投資的原因。20年來的文物回流，投資重于收藏，經濟重于文化，熱情重于理智。展望未來，如何在今后的收藏文化建設中，逐漸建立美學標準，逐步構建交易規則；如何在文物交流和文物回流中，建立自己的話語權和篩選標準，仍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命題，也是新一代收藏家的期盼和追求。
(作者系中央美術學院特聘教授，曾任紐約蘇富比拍賣公司中國書畫部主任，組織了大量的中國文物回流拍賣。)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