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與藝術鑒賞的完美結合——學習啟功先生藝術史及書畫鑒定論著的體會
啟功先生66歲小結人生時寫《自撰墓志銘》：“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并無后。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并幽默自謂“有化憂為喜的本事”，還想刻一方“一笑了之”的印章。
2012年7月26日是啟功先生百歲冥誕，歲月如流，他離開我們也已有7年了。這7年來，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諄諄教導仍時時浮現在眼前。愈感到先生學術之淵深廣博，對人之坦誠熱情，對后學之循循善誘，實令人永世難忘。我長期得到先生的多方面教誨。雖然說“夫子之道，仰之彌高”，但作為先生的私淑弟子，也略窺門墻，更加體認到他在我國傳統文化史、藝術史方面取得的多方面重大學術成就。
啟功先生精于鑒定古代法書繪畫和碑帖，世人都以大鑒定家目之，但詳讀先生有關撰述，其學術之淵深、涉獵之廣博、鑒定之精審，特別是研究之旨趣、目標，實遠非一個“鑒定家”的稱號所能概括的。
啟功先生在所撰《山水畫南北宗說辨》中就開宗明義指出：“我們繪畫發展的歷史，現在還只是一堆材料，在沒有得到科學的整理以前，由于史料真偽混雜和歷代批評家觀點不同的議論影響，使得若干史實失掉了它的真象。為了我們的繪畫史備妥科學性的材料基礎，那么對于若干具體問題的分析和批判，對于偽史料的廓清，我想都是首先不可少的步驟。”數十年來，他的大量研究工作和撰述，如《古代字體論稿》《蘭亭帖考》《論懷素自敘帖》《孫過庭書譜考》《平復帖說并釋文》《山水畫南北宗說辨》《戾家考》等，都是圍繞著為書法史、繪畫史“備妥科學性的材料基礎”和對“偽史料的廓清”這一總的目標而進行的，所研究都是這些領域中的重大問題和著名的歷史公案。但他舉證充分，說理明晰，故雖考證極其精密，但不失大的宗旨。啟功先生在研究古代文物和藝術品的同時，也注意利用其所含的資料來考經、考史。在《米芾畫》一文中，因郭天錫所跋的日月干支與史不合，而郭跋又為真跡無疑，因而推知當時所頒之歷即如此，并引申說：“世習稱金石足以考史證史，自近代發現古簡牘及寫本以來，又知出土文物足以考史證史，不知世所視為美術古董之法書墨跡，固為未摹刻之金石，未入土之文物也，又豈獨書法可賞已哉！”這又是先生學術與藝術貫通，能取得他人所不能得的成果之例。
《古代字體論稿》是先生通過對字形和書風兩方面去研究古代字體發展的專著。這問題歷代都有人進行研究，但或因學識不足，對豐富而多有歧說的文獻記載未能理清；或限于目力和見識，不能把所論字體與實例準確對位，甚至受流傳謬說誤導，引用偽跡、偽物，大都未能很好地解決。啟功先生既對古代文字學有深入研究，又極熟悉歷代文字實物并重視考古方面的新發展，以文獻記載和實物互證，從文字發展由繁趨簡、由象形至符號的變化規律出發，對史籍所載各種字體、書體逐一考證，舉出其實例，并理清諸字體、書體間的繼承邅遞關系和主流與分支的關系，以及正體與藝術化變體的關系，條分縷析，極有說服力地闡明了歷史上存在的各種字體、書體的特點和發展演變關系，解決了文字發展史和書法發展史上的重要問題。這里關鍵之處是先生既有深厚的學識，又有對實物的鑒別洞察目力，他把二者結合起來，遂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啟功先生在釋文方面又一重要的成果是為黃庭堅《諸上座帖》作釋文。此帖用狂草寫成，縱橫恣肆、墨瀋淋漓，往往逸出法度之外，所書又為禪僧語錄，用詞生僻詭異，機鋒迭出，歷來號為難讀。先生熟悉佛學，多讀禪僧語錄，又對各體草書及其變體深有研究，故能舉重若輕，全文釋出，了無滯礙，解決一個傳統難題，極為同行、同道欽服。此項工作先生未撰專文，其釋文附于《故宮博物院藏歷代法書選》所影印的此帖之后，讀后可以了解先生在這方面的淵博學識。
發現武則天發愿寫經殘片《武則天所造經》是啟功先生深厚文化史與藝術史結合取得成就的又一例證。上世紀60年代初，先生在文物局設立的文物研究所看到一批新入藏的敦煌寫經殘片，雖都是片玉碎金，但有些書法頗精，有的具有時代特點，引起他的注意，遂擇優索取了幾張照片，留作研究資料。啟老對其中一張書法秀美瀟灑、毫無經生書的殘片最為欣賞。在欣賞書法之余，又詳讀其文字，發現它是一篇為其亡母祈福的寫經發愿文殘段，而最令人驚詫的是竟然發愿要寫《妙法蓮華經》3000部。《妙法蓮華經》每部7卷，3000部即21000卷，實是一件極浩大的工程，斷非尋常人家所能做到。先生又注意到卷中發愿人稱其母為“太原王妃”。而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一記載，咸亨元年九月甲申，武則天母楊氏卒。九月壬子，加贈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為太尉、太原王，夫人為王妃。可知此殘片上所書“太原王妃”為武士彠之妻，亦即武則天之母，其卒在咸亨元年。則此發愿寫經殘片應即書于此年。但武士彠子女都可稱楊氏為“先妣”，為此，先生又詳查《舊唐書》《新唐書》及《資治通鑒》，發現至乾封元年，武則天的兄弟姊妹都已死去（大部分是被武則天迫害死的），至咸亨元年楊氏卒時，有資格稱其為“先妣”的只有武則天一人，這就有力地證明這件寫經殘片的發愿人是武則天，是武則天命人寫的。因當時武則天尚是皇后，其“制字”是她稱帝后于天授元年十一月發布的，故所寫仍是通用書體。
上世紀初敦煌出土了大量寫經。其中少量寫有紀年、發愿者及書手姓名，但能證明是武則天發愿所寫的，迄今所知只此一件，當是發愿所寫3000卷中一卷的殘片。其書法也秀美瀟灑，毫無經生書的習氣，極為難得，具有較重要的歷史和藝術價值。發現此殘片是啟功先生敏銳的藝術審美水平和深厚的學術功力相結合取得成就的例證之一。
從啟功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的多方面成就可以看到。深厚的傳統學術素養充實了他在書法史、繪畫史研究和書畫創作上的文化底蘊，而書法史、繪畫史研究和書畫創作實踐又有助于他對傳統文化作開創性探索。他在書法繪畫上的成就和學術研究成果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考慮到先生在本職工作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成就，特別是在古漢語語法和詩文聲律方面的開創性研究成果，如果世人僅以鑒定家和書畫大師待之，似乎就不夠全面了。《元史》載元代史官楊載在評論趙孟頫的成就時曾說：“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希望這里所述的對先生在藝術和書畫鑒定領域卓越成就的體會不致以偏概全，轉移了學者對先生在古典文學研究這一重要學術領域上的創造性成果的關注。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