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中國道路的歷史性跨越——從十六大到十八大（上）
（一）黨的十八大就要召開了。
“中共十八大不僅是中國十年來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中國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做出如此判斷的，不是國內新聞機構，而是國際知名媒體。從遼闊的非洲大陸，到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歐盟和美國，從聯合國大會的發言，到總統競選的電視辯論，世界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矚目中國，關注未來中國的走向。
怎么能不關注呢？過去十年，社會主義中國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從歐盟和美國的進口額雙雙增長4倍以上，僅近12個月以來，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外國車就達120萬輛。深陷經濟危機泥淖的西方慨嘆：“幸好還有中國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國已是一個分量越來越重的砝碼。
十年之前，“中國崩潰論”風行西方：“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并開始崩潰”，“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十年之后，西方歷史學家卻已開始討論這樣的問題：我們正在經歷500年西方統治的最后階段。穿越華爾街的風暴，跨過歐債危機卷起的遍地沉疴，中國再次以自己搶眼的表現告訴那些始終將其視作“異數”的傳道者們：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
（二）這是一條在危機和憂患中開辟與發展出來的道路，也是一條在質疑和挑戰中不斷突圍與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開放將這條道路送入世界的視野，人們就從未停止過對它的打量。國際傳媒巨頭默多克曾經慨嘆，“一份報紙希望在全球暢銷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把中國放在頭版。”當“關注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共識，“解讀中國”，則像龐大的中國本身一樣復雜多元。
這種復雜，不僅因為它開創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另一條路徑，改變了以歐美為主導的單向演進的現代化歷程，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型社會制度的發展模式，也因為在這個占據世界1/5人口的大國，這種“創造”、“改變”與“提供”的背后，所必然帶來的深刻的變革、劇烈的轉型、前所未有的挑戰。
就像一條沉默多年的江河，忽然間結束了停滯歲月，奔涌出活力四射的磅礴氣象，也翻騰起泥沙俱下的殘渣積垢；呈現了波瀾壯闊的前景，也潛伏著暗流涌動的危機。對它的認知，站在不同的視角，秉持不同的觀照，截取不同的斷面，自然會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評價、不同的結論。
即使對過去的十年，又何嘗不是如此？
進入新世紀以來，聚焦中國的發展跨越，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識”、“中國模式”，有人卻斷言中國發展不外乎是“市場列寧主義”、“國家重商主義”；有人認為中國處于千年以來最為輝煌的位置，有人則認為這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柯立芝繁榮”……
不同角度的分析自有其價值，但中國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顛覆著一些人的預言，修正著教科書上的論斷，革新著固有的觀念。60多年前，篤信中國共產黨“經濟上只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談論最多的是中國的經濟成就；30多年前那些“看空”中國改革的人，今天卻把走出危機的希望寄托于這個最有活力的經濟體；“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表述，今天又衍生出“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的說法。
任何快速發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必然積累一些深層次問題。相比于望遠鏡式的眺望、顯微鏡式的挑剔、放大鏡式的打量，究竟從何處入手，才能不被表象所惑，不為定見所縛，使我們對過去十年的判斷把握，經得起邏輯的推敲和實踐的檢驗？
（三）馬克思說過，評價任何一段歷史，都無法脫離當時的歷史階段。從黨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從2002到2012，在歷史的大視野中，中國面臨怎樣的圖景？
當這一個10年開始的時候，于1978年駛入起飛跑道的中國，仍然不減經濟的增勢，在為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的同時，站在了一個關鍵路口。
從發展方位看，這是一個“戰略關鍵期”。這十年，中國正處于本世紀頭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時段，是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十年。走好這十年，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舉足輕重。
從發展階段看，這是一個“轉型碰撞期”。進入新世紀，發展快車道上的中國迎來了全新的挑戰。工業化進入中后期，城鎮化進入加速期，經濟社會轉型進入攻堅期，人民群眾政治參與進入活躍期，思想文化進入碰撞期，國際地位進入上升期。這些階段性特征，給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大國，帶來巨大挑戰。
從發展環境看，這是一個“特殊敏感期”。隨著中國的崛起，大國實力的起伏消長，深刻地重塑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世界歷史500年未見的轉型”，引發了守成國家疑懼重重的復雜心態。對“另一種制度”的強烈擔憂，讓社會主義中國遭遇了冷戰以來最為露骨的防范，既有“木秀于林”的驕傲，更有“風必摧之”的煩惱。
從發展動力看，這是一個“尋找驅動期”。原有的人口紅利、開放紅利、國企改革紅利漸漸消減，制度紅利還未完全釋放。傳統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粗放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正在現代化進程中艱難爬坡的“中國號”列車，不進則退。
從發展風險看，這是一個“危險高發期”。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如何避免“東亞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門檻，能否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經歷著傳統價值解構的社會轉型，怎樣重塑時代的核心價值？遭遇了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如何鞏固執政的信任基礎？
這是過去十年我們黨所要面對的多重考驗。進入21世紀，中國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完成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與此同時，經濟結構面臨深層次矛盾；經濟發展受到資源環境的嚴重制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均衡；貧富差距擴大，利益糾紛和社會矛盾集中多發……中國的發展也呈現日益突出的矛盾和問題。
時代場景的轉換，意味著歷史使命的更替。如果說上一個十年，面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空前低谷之際，在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因不適應形勢變化紛紛下臺之時，中國共產黨及其引領的中國道路以嶄新的面貌進入了新世紀，有力地肩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那么這一個十年，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繁重復雜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社會主義中國能否從挑戰中艱難突圍，決定了這條道路是否更有生命力、更有說服力。
（四）法國年鑒學派領袖布羅代爾曾把歷史比作海洋，把歷史的短時段與長時段分別比作大海的表面與深處，并將二者描述為現象與本質的關系。依此邏輯，如果我們想透過這十年發展的“表象”，探尋中國道路的“實質”，就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在國際國內的既定格局中，我們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中國已經邁入小康社會門檻，但這一小康卻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一方面，經濟增長翻了近兩番，另一方面，我們每創造1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卻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物質生活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也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當此之際，經濟社會發展把握得好，中國就能為全面小康奠定決定性基礎，把百年現代化進程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歷史三峽”，跨不過“中等收入陷阱”，出現停滯甚至倒退。
中國已經跨入世界舞臺中央，但在通往大國強國之路上，內部環境與外部局勢的風險與矛盾，正日益疊加、互相激蕩。國際貿易、消費方式、通訊工具的變革，市場放寬與資本流動，兩極世界的終結以及新興國家的經濟政治崛起，讓世界變得更為復雜。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實際上是首位將中國當作全球化體系一部分來管理的領導人”。當中國工人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當廣東烏坎事件吸引來大批境外記者，當國際油價的漲跌影響著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已經在更深層次、更廣范圍與世界相連。在全球化時代“治理中國”，中國航船如何破浪前行？
（五）中國奇跡結束了嗎？這個30多年來被西方人問得嘴角起泡的疑問，在這10年中，伴隨著中國面臨的各種挑戰，被不停地提起。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0年間中國充滿勇氣的轉變，引發了“什么樣的奇跡都能創造”的浩嘆，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甚至說：“能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榮獲諾貝爾獎。”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則指出這樣一個事實：英國用了58年、美國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時間使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國僅用10年就實現了。
危機，是考量道路模式的最好尺子。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久聚不散，當西方世界開始“為資本主義會診”的反思，當“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的聲音再次響起，作為世界上唯一凈資產為正值的大國，手握20萬億元主權資產，中國以高效的政府之手和靈活的市場之手力挽危局，以強大的組織動員機制舉全民之力共渡時艱，為世界經濟的復蘇注入希望和信心。金融危機中的中國答卷，成為“中國道路”近十年來卓越成就的鮮明注腳。
這是一個讓世界驚嘆的十年。中國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實際增長速度，經濟總量一路超過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從第六大經濟體成長為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美國第一大債權國、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鋼鐵生產國、全球最大汽車產銷國……中國的快速發展不僅超過自我預期，也讓世界有點不太適應。
這也是一個讓國人感奮的十年。人均GDP從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一個千年農業大國的城鎮人口第一次超過了農村人口，數以億計的網民活躍于井噴般增長的虛擬空間。取消農業稅、普及義務教育，覆蓋十幾億人的基本社保體系初步建立，一項項重視民生、傾聽民意、保障民權的決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寫入黨和國家的法律文件。“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政黨宣言成為執政理念，“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民生理想化為執政目標。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為什么能？走過十年，這樣的問題引起人們更多的思考。新加坡《聯合早報》這樣提醒：在經濟增長的故事以外，中國還有一個也許較不搶眼、較不具新聞轟動效應的故事——一個文明重建的故事。
（六）從一定程度看，這確實可以稱作是一個“文明重建”的故事。這個故事給出了對“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重要回答，敘述了一種新型制度文明發展完善的歷程。
回顧剛剛過去的十年，我們走過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經歷了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的輝煌與榮耀，收獲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驚喜，但同樣遭遇了非典疫情的來勢洶洶，感受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波詭云譎，銘記了汶川、玉樹、舟曲的悲泣悲壯，承受了發生在新疆西藏的分裂鬧劇。
這十年，無情災害一次次不期而至，突發事件一次次驚心動魄。社會主義中國依靠什么讓“中國道路”進入一個嶄新的境界？
馬克思曾經指出：“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總結不同尋常的十年，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歷史性成就和進步，最重要的就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勇于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形成和貫徹了科學發展觀，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由此，不僅可以理解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的寶貴探索，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艱辛實踐，也能夠更好地梳理從十六大到十八大這十年，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所進行的一系列變革創新。
從“發展絕不只是指經濟增長”到“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到“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從“三位一體”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從和諧發展、和平發展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十年來，隨著科學發展觀重大戰略思想的提出，新的發展理念日漸深入人心，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呈現出新的氣象。
在分析現代化規律時，著名學者湯因比曾提出“挑戰—回應”模式，認為現代化既是國家之間競爭的最大挑戰，也是國家興盛的最大機遇，關鍵是如何應對挑戰、從困境中奮起。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中國拋棄了被動應對，選擇了主動應戰。有了科學發展觀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理論成果，社會主義中國未來發展的路徑和前景更加明晰。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世界上關于“中國道路”的討論，進入了一個高潮。這看起來是巧合，但也不無內在的邏輯：理論上的不斷創新，實踐上的與時俱進，讓這一深刻改變13億人生活的制度文明充滿魅力。
（七）外國專家曾有這樣的評論：如果此前改革開放的成就讓中國登上百尺竿頭，那么這十年間的奇跡則讓中國“更進一步”。
并非只有局內人能夠領會這難能可貴的“更進一步”。俄羅斯科學院專家別爾格爾就看出：過去十年，中國經濟開始尋求新的火車頭，新的發展驅動力，這是最重要的變化。在國家和市場之間保持動態的平衡，中國未來的持續發展得到保障。
回首十年不難看出，“更進一步”的實質，是“中國道路”的自我超越。科學發展觀既是對舊有觀念的更新，也是對發展慣性的矯正；既是對利益格局的調整，更是對執政思路的升華。不妨用發展方式轉變、經濟體制轉軌、社會管理轉型這“三大跨越”，來描述中國道路這十年不同尋常的進程。
正是在新的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們深入思考發展的要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要求用“又好又快”取代“又快又好”；發展目標由“總量”到“人均”。這個十年，不僅向發展要數量，更向發展要質量；不僅向市場經濟要效益，更向社會主義要公平，在不斷變革中，發掘中國道路攻堅克難的不竭動力。
正是在新的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們深入思考體制的優勢，“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前所未有的結合向縱深推進。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市場配置資源和政府宏觀調控“兩手抓”，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用好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統籌兼顧的思想貫穿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在不斷優化中，鍛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獨特優勢。
正是在新的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們深入思考社會主義本質，把社會和諧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作為黨執政興國的奮斗目標，更加注重社會建設，鼎力疾呼管理創新，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在不斷創新中，開創中國社會更加活躍、更加有序、更加和諧的良好局面。
這三大跨越，包含著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規律、政治優勢、制度活力的重新審思。這十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格局奠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社會主義民主不斷向前推進，對外開放呈現“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這三大跨越，將科學發展的創新理念熔鑄于中國社會的偉大實踐，造就了中國道路順勢有為、逆勢上揚的傲人業績。這十年，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互聯，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交織，重大自然災害與國際金融危機相伴，社會主義中國遭遇了“最困難”、“最嚴峻”局面。然而，穿越10年驚濤駭浪，中國航船破浪前行，倒逼出思路轉變、科技突破和產業變革，迎來了邁向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歷史機遇。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中，“V”型發展曲線彰顯中國政府領導科學發展的國家能力，體現中國共產黨駕馭復雜局面的執政水平。
（八）轉變轉型轉軌，突圍突破突進。對于中國而言，歷史跨越剛剛開始，科學發展仍在路上。
觀念的改變，不可能奏其效于一時；矛盾的解決，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這是為什么中央反復強調“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仍然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實現科學發展是一場攻堅戰、持久戰”，一再重申“堅持不懈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正如有論者所言，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規模超大且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國家，同時進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經濟轉軌、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社會轉型，無論在理論意義上還是實踐意義上，都是世界級難題。西方國家上百年間實現現代化與克服現代化弊端這兩大先后呈現的歷史性課題，在這30年間都共時性地提到中國人面前，而與歷史上其他崛起國家相比，改革開放的中國至少創造了兩個成就：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經濟的起飛，在轉型中整體保持社會的穩定。這不僅是中國的福祉，也是對世界的貢獻。
從世界歷史看，現代化的過程孕育著動蕩，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都會遭遇更多矛盾。即便是2012，展現在人們面前的，仍然是一個矛盾重重的世界。大選之年暴露的西方政治信任危機，金融海嘯沖擊下焦頭爛額的經濟衰退，利比亞持續不斷的動蕩，埃及不得不失去的“春天”……正如普京所言，對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一個艱難的時代。當我們為社會的矛盾和問題感到焦灼時，不能忘了同樣的挑戰，也在倫敦的街頭巷區、開羅的解放廣場出現；當我們為更好的未來承受轉型之痛時，不要忘了深陷危機的西方國家，至今還沒看到隧道盡頭的亮光。回望過去，中國不乏成功的故事，西方模式以兩三百年解決了10億人的發展問題，而中國道路在30年間改變了13億人的命運，這難道不應該給予我們道路和制度的信心？
馬克思曾經指出，離開了“現實歷史”的抽象沒有任何價值。如何評價我們走過的歷程？僅僅與過去的自己相比，會將社會的進步看成一路高歌，容易妄自尊大；只與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相比，會把面臨的問題視為滅頂之災，容易妄自菲薄。只有將兩者綜合看，才能既看到成就、獲得前行的動力，也看到問題、明確努力的方向。
不久前，澳大利亞學者休·懷特評述：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正發生著許多美好的事情。由于中國取得的經濟增長，數億中國人過上了他們父輩做夢都想不到的更好、更富足的生活。更好的住房，更棒的學校，更優的醫療——“這些物質條件具有真實的道德價值，不承認這些成就是不誠實的”。
4億人脫貧、13億人走向現代化、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平均貢獻率超過20%……這確實是中國道路最為“真實的道德價值”。
（九）上世紀90年代，站在楊浦大橋橋頭，望著改革開放大潮激蕩下的新上海，小平同志慨嘆：“喜看今日路，勝讀百年書。”
確實，歷史的發展，遠比任何宏大的書寫更發人深思。十年短短一瞬，我們和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所經歷與所收獲的，都將匯成“中國道路”不同尋常的歷史跨越，標注上一段征程的輝煌，等待下一個征程的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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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現代化歷程的關鍵性突破
——從十六大到十八大（下）
任仲平
（一）2012年就要過去了。
當瑪雅人的世界末日預言即將落空，西方在“震蕩的十年”為自己合上21世紀前十年書頁，中國用一個“不平凡”的十年，增強了一種新型發展道路的信心。
一家外國媒體這樣評述：“置身中國，我現在比任何時候更加確信，當歷史學家回顧21世紀頭十年的時候，他們會認為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經濟大衰退，而是中國的綠色大躍進”。
毫無疑問，中國發展的歷史性轉型讓世界印象深刻。在一個人口比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加起來還要多的國家，面對世所罕見的艱巨繁重任務，面對世所罕見的復雜矛盾問題，面對世所罕見的困難和風險，進行一場影響深遠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導引一場持久深刻的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發展方式轉變，國家始終保持穩定，大部分人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各種風險考驗從容應對——縱觀世界現代化歷史，可謂前所未有。
“中國果斷邁向小康社會主義的時機現在已經成熟。中國的轉型之路，標志著中國引領世界時代的真正開始。”
英國學者克里斯·布拉莫爾的這個評語，或許有些夸大，但對一個奮力追趕現代化浪潮的民族而言，這樣的轉變，的確是一段意義非凡的“開始”。這個“開始”，超越了對發展速度的孜孜以求，意味著對發展倫理的新的詮釋。
“人”是現代化最為核心的部分。如果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為世界拓展出一條全然不同的“中國道路”，那么，近十年發展倫理的進一步完善、發展目的的進一步明確，則向世界展示了一種難能可貴的“中國價值”。回首十年，正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理念，讓那些預言“歷史終結”的人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適應變化和自我修正能力”，中國的現代化歷程進入了一個新境界。
（二）許多西方史學家在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時，普遍有中國善于從困境中崛起的感悟。
從某種意義看，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一次現代化問題集中爆發的“炎癥”。突如其來的疫情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暴露了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協調的深層癥結，倒逼出一個國家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發展格局的歷史性轉型。回頭再看，這種轉型與其說是對發展方式的調整完善，不如說是對發展主體的重新定位。
改革開放以來，“趕上世界”的強國夢想，讓億萬中國人總有只爭朝夕的緊迫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個一度盛行于神州大地的響亮口號，生動地詮釋了一個民族奮起直追的焦灼。正是在這種加速度的趕超中，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催生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也伴隨著日益突出的各種問題。“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一點不比不發展時少”，這樣的判斷，包含著對更高水平發展的理解，也凝聚著對更高層次問題的思考。
人沒了，發展還有什么用？一場公共衛生領域的危機，讓我們深刻審視發展的本質。2003年夏，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同志提出，“發展絕不只是指經濟增長”，“我們要更好地堅持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這一年金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將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確立為改革和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和原則。
20多年來奔馳在快速道上的中國列車，開始了新的出發。在發展的關鍵期、改革的攻堅期、矛盾的凸顯期，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其對社會問題的敏銳洞察、對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回應了這樣的時代課題——
一個占世界1/5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如何在現代化歷程中深刻彰顯“人”的基本價值，切實增進億萬人民的福祉？
一個處于全球社會主義運動低潮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如何在國家的發展中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踐行“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信念？
一種與西方社會制度不同的發展模式，如何在獨特的現代化道路上，維護經濟增長的道德性，保障社會發展的公平性？
（三）歷史的關鍵細節，往往具有象征意味。2002年12月5日，黨的十六大閉幕不久，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來到西柏坡，在一組被稱為“趕考”的雕塑前久久凝望。在西柏坡，胡錦濤同志殷殷告誡：“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這是“以人為本”發展觀的價值原點。這一個十年，從“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到“群眾利益無小事”，從“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到“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到“務必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我們黨一再強調的執政理念，體現出共產黨人的民本情懷。
十年，從人出發、以人為本、在人落腳，中國的現代化征程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交匯為激昂的時代主旋律——
這是充滿人性關懷的十年。越是經濟發展困難的時候，黨和政府越是強調保障和改善民生。面對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央財政教育支出2012年比2005年增加近10倍，保障房建設資金從2007年到2011年實現了20多倍的增長。越是困難群體，越是得到更為體貼的關懷。連續7年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1000多萬進城務工農民隨遷子女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十年來，民生成為首選項，寫下溫暖的篇章。
這是人民權益彰顯的十年。無論是國家賠償法的修訂，還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廢止；無論是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還是信息公開范圍的擴大；無論是基層群眾自治機制的探索，還是人大代表選舉“城鄉平權”等民主形式的完善，公眾的權利邊界得到拓展，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得到保障。十年來，權利成為流行語，詮釋發展的深度。
這是發展邁向縱深的十年。免費開放美術館、圖書館、文化館，全力實現廣電村村通，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覆蓋城鄉，人民文化權益得到充分保障。把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延伸到流動人口，對特殊人群實行特殊關愛；實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構建大調解工作體系……社會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十年來，和諧成為主題詞，標注著發展的高度。
不僅要物質的豐富，更要精神的充實；不僅要福利的改善，更要權利的拓展。如果說新中國60多年來波瀾壯闊的發展，改變了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版圖；改革開放30多年風雷激蕩的實踐，更新了現代化進程中的路徑選擇；那么十六大以來的十年行進，則標定了以人為本的價值坐標。
（四）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曾套用莎士比亞的話說：中國已達到了偉大境界，如今面對著隨之而來的責任。
實際上，對于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執政者，這樣的責任，首先是帶領世界1/5的人口走向現代化，不斷順應這片土地上13億人民的期待。
30多年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活躍社會。城鎮化率由不足20%到超過50%，農民工數量占到整個農村人口的1/3。在這個急劇變化的發展中大國，無數被時代改變命運的普通人，希望權益得到保障、生活更加幸福。日益增大的經濟規模帶來“分配焦慮”，走向全面小康的路途增加“利益敏感”，無數與社會共同轉型的普通人，渴望權力更加透明、權利得到尊重。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無數與國家一起成長的普通人，期待凝聚共同理想、提升時代精神。
如何滿足這些不斷增強、迅速成長的期待？
“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科學發展觀明確指出現代中國的發展思路，“以人為本”這個核心內容，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對“中國責任”的深刻回答。
在一個即便是回家過年也能構成“世界上最大規模遷徙”的國度，任何細微的政策調整都會涉及龐大人群。但就在這十年，我們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網，城鄉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面建立，全民醫保基本實現；農村脫貧人數與整個法國的人口相當，新增1.1億就業人口，規模相當于一個人口大國……
用嚴苛的目光挑剔，肯定還有不均衡、不合理甚至不公平，但如果以十年為單位、以13億為基數、以現代化為坐標，我們便會多一份感慨和信心。讓世界1/5的人口，在短短十年里迅速提高生活質量，逐步彰顯人的價值，這是中國面對責任這道考題交上的一份厚重答卷。外電這樣評價：改善民生成為中國經濟政策的主軸，讓人民幸福成為政府工作的主題。
（五）“讓人民幸福”，這確實是十六大以來十年探索的精髓，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要求。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中，人向來是全部哲學的核心。共產主義的宏偉構想，正是為了“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就是讓人復歸到真正人的本質，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在史無前例地解決了十幾億人口溫飽問題和初步達到小康之后，社會主義中國需要開啟對自身的重新審視。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貧富差距在拉大；物質需求漸漸滿足，但更高層次期待出現井噴；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對資源環境的透支難以為繼；生活境遇有了巨大改變，但對公平正義的呼喚日益強烈。面對這樣的挑戰，如何更好體現社會主義本質？
“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
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論斷，表明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對發展倫理的深刻把握。“正義的增長”不僅是人類社會的重要命題，更是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社會主義的性質只有在保證全體人民共建共享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體現。
“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證人民各項權益”，“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在以人為本的旗幟下，這十年的突破在于，我們以各種制度建設將公平正義的理念熔鑄于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改善民生力度，保障各項公民權利，構筑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拓展了新的疆界。
或許還原一兩個場景，能更清晰地看到這種發展與進步。這一個十年，7億農民結束了2600年種田交稅歷史，兩億多農民工在遠離鄉村的城市找到了生活的新希望；全國范圍內建起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貧困學生實行“兩免一補”，農業補貼資金規模從1億元增加到1600多億元，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廣袤農村；全國98%以上的村委會實行直選，6億農民直接參與基層群眾自治。努力沖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多年困局，一個更有活力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展現在希望的田野上。
這是十年中國最值得銘記的改變。自成立之初，我們黨就把“人民利益”寫在自己的旗幟上，“為人民服務”更是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宗旨信念。新世紀十年，我們對如何保證人民利益，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對怎樣為人民服務，有了與時俱進的探索。在這一個十年的壯闊實踐中，“人民利益”，不僅有物質豐富的目標，更有公平正義的要求；“為人民服務”，不僅指向讓群眾共享成果，更包含讓人民共治國家。這是我們黨90多年來人民性本質的一以貫之，是為人民服務信念的歷史跨越。
（六）從某種程度上講，把人放在什么樣的位置，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質量。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是世界各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回答的共同問題。
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已超過1000美元，但此后社會發展嚴重滯后，貧困化程度很高，收入分配失衡，跌進“拉美陷阱”長達50年之久。上世紀初，美國道德失衡、社會失序，馬克·吐溫斥之為“鍍金時代”。環境污染、分配不公甚至官員腐敗，幾乎成為現代化進程的必然組成部分。
從這個角度說，以人為本理念的深化，也是對現代風險的積極回應。身處改革發展關鍵時期的中國，民主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相互疊加，只有“發展為了人民”，充分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才能做到“發展依靠人民”，充分調動人民的創造偉力，避免劇烈轉型中的發展失衡、分配不公與腐敗危險。
在這個不平凡的十年，法治政府、服務政府、陽光政府……每一個目標背后，都有沉甸甸的收獲。政務信息公開化、干部選任透明化、網絡問政制度化，執政理念的革新帶來執政方式的變革。大幅度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重大決策事項必須征求和汲取民意，政府職能的轉變促成社會管理的創新。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這個十年里，民主進程在政府與社會的互動中不斷前行。
從民生到民權，正是在這十年里，億萬中國人熟悉了“維權”，習慣了“監督”，認同了“公開”；從民享到民建，正是在這十年里，億萬中國人積極“圍觀”，熱忱“參與”，堅定“互動”。北京奧運上海世博，抗擊非典抗震救災，草根慈善網絡議政……中國人民迸發了與偉大祖國風雨同舟的公民意識，呈現了推動社會進步的“正能量”，引領著一個民族邁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堅實腳步。
今日回望，也許我們仍覺不足，卻不能不感嘆歷史的進步——聽證會雖在細節上還屢受詬病，但不要忘了，這種參政形式只是近十年才廣泛運用；信息公開雖然還會面對各種質疑，但同樣要看到，公開透明的進程已經不可逆轉。“人權”入憲，“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寫進十七大報告，物權法保護私人合法財產，對公民重要權利的保護措施由法律進行確認、以政黨意志加以推行……
這是十年中國最彌足珍貴的收獲。維護人的尊嚴，保障人的權利，體現人的價值，釋放人的活力。一項項大刀闊斧的改革舉措，反映了我們黨日益清醒的執政自覺：即便推進改革會帶來更大壓力，即便培育群眾的權利意識可能會面臨更大挑戰，即便在這個過程中，爭議的聲音可能變多、質疑的音量可能變大，但堅持將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各個環節，是通往人的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七）“中國遇到的挑戰，從規模來看，從復雜程度來看，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外國學者這樣感嘆。
放眼各國，這樣的挑戰，也曾在各個國家的不同階段先后出現。中國問題的“世所罕見”在于：我們經歷的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雙重轉型。當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過發達國家兩三百年才走完的路，也把各種本應在不同發展階段出現的問題，集中在了同一時空。
更大的挑戰，來自于這種世所罕見的雙轉型，與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浪潮的相互疊加。5.38億的網民規模，3.88億的手機網民，中國民眾參與公共生活的熱情日益高漲。不再有其他國家面對轉型陣痛的從容過渡期，我們面對的是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彼此互聯，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兩者交織，虛擬空間與現實生活相互激蕩，提出問題的速度頻率越來越快，解決問題的時間窗口越來越小。
放眼全球，無論是西方世界還是東方文明，無論是近代歷史還是現代社會，每一次大的轉型，既是對人的解放，也是對執政者的挑戰。能否順利實現轉型，關鍵在于執政者與民眾是否能在動態調整中，找到“政治信任”的結合點。這種信任，如果僅僅理解為“有經濟績效便有公眾支持”，難免會因經濟受阻而削弱。把人放在發展的最高位置，以發展方式的自我革新，力避“信任困局”，正是社會主義中國在這十年的重大突破。
把人放在發展的最高位置，把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作為檢驗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既是對“轉型困境”的突破，更是對發展倫理的升華。十年來，面對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體現社會主義特質的各項制度安排不斷推進；面對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多層次的治理結構、廣泛性的參與平臺日漸完善；面對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利益的表達、協調和平衡機制日益形成；面對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多元中立主導、多樣中求共識的價值導向深入人心。在市場經濟體制極大激發中國社會的經濟活力之后，以合理的頂層設計與完善的微觀治理來保證公平和正義，從而獲取更廣泛也更深厚的政治信任，這是改革進入深水區后我們對社會主義本質更深刻的體認，也是中國可以對世界文明做出的更大貢獻。
令人感慨的是，不久前，全球最大的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公布的“2012年度全球信任度調查”中，中國政府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這是十年轉型“中國價值”最為豐厚的回報，是十年探索“中國道路”最有分量的收獲。面向未來，持續的轉型還將帶來更大的挑戰，現代化的路程不會平坦，這份調查映現的民意民心，當使我們長久思之：如何做才能不愧對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這樣評論，中國的變化對于全人類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國的奮斗就是全人類的奮斗”。
十年，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13億中國人民不懈奮斗，以無數個體為單位的生命旅程，匯聚成一個國家的鴻篇巨制，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境界。
這是一條通往民族復興的道路，一條13億人民共同鑄就的道路。
在明天召開的黨的十八大上，人們將聽到關于這條道路的更多闡釋。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