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 靜氣沉心才能看清歷史
左圖：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葬群，考古人員正在對墓坑棺木進行挖掘。 人民視覺
右圖：古文字研究專家曹錦炎正在介紹刻有良渚時期原始文字的石鉞。 新華社記者 韓傳號攝
制圖：張芳曼
□探索歷史之謎是一個嚴謹的學術論證過程，一些本來已經公認的研究結果在新的文獻資料和技術手段面前，也有可能實現“價值的反轉”
□總有一些單位和個人因為種種原因，對尚無定論的考古發現斷章取義，甚至作捕風捉影的傳播，這些行為大大背離了“謹言慎行”的學術品質
□當有新的考古發現時，不論是考古工作者還是文化工作者都應該平心靜氣，保持理智的態度，這樣才能為大眾提供更具有科學價值的信息
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發現距今約5000年的良渚原始文字，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葬群二期發掘漸現真容——近期，這些重大考古發現，令學界和公眾都很興奮。面對出土文物，普通民眾可能更關注“國寶”的數量、長相和價值，而媒體也慣以“史上最早”、“改寫歷史”之類的描述，凸顯考古發現的轟動性。不過，對考古成果的妄下結論不僅有悖科學精神，甚至有誤導之嫌。在專家看來，無論考古發掘還是科學鑒定，都應當摒棄浮躁之心，恪守嚴謹之義。
一些考古疑問通過幾代學者的努力才能解答，已公認研究成果也可能因新實證的出現而“反轉”
作為考古學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田野考古有著一套嚴密細致的操作流程，若不嚴格按照流程進行考古發掘工作，就有可能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不僅在學術界內貽笑大方，還會誤導大眾。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說，田野考古基本上可分為調查勘探、科學發掘、資料整理和書面報告等幾部分，像浙江平湖莊橋墳這樣的古遺址被發現之后，首先要對它進行詳細勘探，看看它“分布的范圍大致是什么樣，面積有多大，這個聚落的構成如何，哪些是墓地，哪些是居住的地方，有沒有核心區域等，都要弄清楚。”李伯謙說：“在勘探完畢的基礎上，我們進行的是有計劃的、科學的發掘，并不是隨便挖，要遵照考古的地層學，看看到底誰‘壓’著誰，這樣才能判斷歷史時間的早晚。”
對于發掘出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們要進行一系列的分類整理工作，許多文物需要清洗，要給它們編號，還有一些需要對它們進行繪圖、拍照并作出各種統計。除此以外，各類器物的擺放地點、各類遺址的形成過程都能在考古發掘的過程中反映出來，比如墓坑在當時是如何挖掘的、棺材是用何種方式放置進去、棺槨的材質是什么、隨葬品的位置關系如何等，這些細節體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風俗文化和禮制規范，將為后續的歷史研究提供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在考古發掘和資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考古工作者會用書面報告的形式將工作成果展示給社會公眾。李伯謙表示：“這個書面報告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客觀公布原始材料。”通過這份報告，我們一方面可以詳細了解到整個考古發掘的過程及出土文物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能夠看到考古工作者初步的研究成果：即這次發掘的重要性體現在何處，哪些問題已經基本厘清，哪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關注等。
無論在整理出土資料之時，還是在后續的深入研究中，科學鑒定都是將發掘信息轉化為史學價值的重要手段。探索歷史之謎不可能一蹴而就，科學鑒定的過程是一個嚴謹的學術論證過程。一些因為證據缺乏、技術不足等原因在短期內無法得到解答的疑問，有時甚至會耗費不止一代學者的精力，而一些本來已經被社會公認的研究結果在新的文獻資料和技術手段面前，也有可能實現“價值的反轉”。
對一些尚無定論的考古發現需謹言慎行，斷章取義會誤導公眾
隨著整個公眾文化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考古和歷史研究，這是一件好事。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已知的考古成果帶動旅游產業拉動地方經濟也無可厚非。然而，在當下信息爆炸的時代環境下，總有一些單位和個人因為種種原因，對一些尚無定論的考古發現斷章取義，甚至是捕風捉影地傳播，這些行為大大背離了考古科學“謹言慎行”的學術品質。
像這次對平湖莊橋墳遺址發現良渚文字的報道，就有不準確之處，媒體上登載的新聞標題就出現了“最早古文字”、“最早原始文字”、“最早文字”和“良渚原始文字”等多種說法。雖然看似差別不過一兩字，可細究其中的含義卻大不相同。再聯系近年來先后曝出的河南安陽發現“疑似”曹操墓，南京江寧發現“疑似”秦檜墓等新聞，雖然標題里寫明了“疑似”二字，但人們卻容易被名人墓葬的噱頭和少數媒體的渲染奪去眼球。加之一些政府在考古結果尚未證實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利用名人效應大建歷史文化景點，對于公眾而言無疑是一種誤導。
在此過程中，科學鑒定的重要性更加凸顯。莊橋墳遺址自2003年到2006年進行過兩期發掘，之前均未提出過“原始文字”這一說法，李伯謙說：“這是因為石鉞上的刻痕非常淺，直到不久前，才有學者注意到它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長、浙江大學專攻古文字學的曹錦炎教授在仔細查看了這些刻痕后，認為它們有可能是先民使用的原始文字，這一判斷首先在學術界內引起了重視。在后來的“平湖莊橋墳遺址發現原始文字座談會”上，復旦大學的古文字專家劉釗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這些刻符并不是單個的，而是能夠排成序列，表達一定的含義，因此它們應該與單個的刻畫符號相區別，有可能屬于一種原始文字。“對于劉釗教授的這個判斷，我是十分贊同的。”李伯謙說。
據了解，刻畫符號在我國的考古歷史上并不罕見，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6000多年的半坡仰韶文化遺址、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遺址都曾經發現過帶有刻畫符號的器物。然而鑒定這些刻符是否能夠稱其為文字，不同古文字專家的意見也難以統一。可見對于刻畫符號到底是不是文字的爭論由來已久。然而此次新發現的良渚石鉞上的刻符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成串的，能夠有序組合來表達一定意義，部分專家認為這就初步具有了成體系文字的一些特征，而另外一些學者可能會對此觀點持保留態度。
“學術界當然可能會有不同的聲音，”李伯謙說：“畢竟我們現在還弄不清良渚石鉞上的這一串刻符到底代表了什么意義，因此也不能判斷它與現在公認的較為成熟的甲骨文有沒有繼承關系，文字的源頭可能有多個，這些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論證。”
可見，當有新的考古發現產生時，不論是考古工作者還是文化工作者都應該更加平心靜氣，保持謹慎理智的態度，這樣才能維護考古科學的聲譽，也能為大眾提供更具有科學價值的考古信息。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