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抗戰劇的光彩與誤區
剛剛在熒屏熱播的電視劇《上陣父子兵》、《火線三兄弟》，講述的是作為普通百姓的父子、兄弟在日寇入侵、家園危亡的歷史關頭走上抗日之路的人生歷程，因為對人物的塑造和對歷史的表現真實、鮮活、生動，受到觀眾好評。它們其實是近年來表現底層民眾尤其是小人物自發抗爭和精神成長的抗戰劇的代表，被觀眾形象地稱為“草根抗戰劇”。
民族歷史、民間生態、時代精神
鮮活豐富的審美融合
這一類抗戰劇存在著豐富多樣的敘事形態。《血色湘西》、《生死線》、《中國地》、《零炮樓》等作品，聚焦閉塞地區的蒙昧百姓，在備受日寇摧殘甚至面臨滅頂之災的境遇中逐漸覺醒、奮起抗爭的過程；《川軍團血戰到底》、《永不磨滅的番號》、《中國騎兵》等，著力展現地方上雜牌部隊的慘烈抗戰，以及他們身上突出的英雄血性與犧牲精神；《上陣父子兵》、《火線三兄弟》、《亂世三義》等，突出的是亂世民間以血緣倫理和江湖道義為基礎而形成的抗戰局面，親情倫理和民族大義相互交織；《橋隆飆》、《民兵葛二蛋》、《一個鬼子都不留》揭示主人公基于個體人生遭遇的抗戰與覺悟，帶有個體人格成長敘事的性質；《我的兄弟叫順溜》、《地道英雄》、《水上游擊隊》等作品則以民間作戰方法和戰術絕技為中心，展開故事情節和人物命運的敘述。
首先，這些抗戰劇通過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鮮明、有力地揭示了底層民眾弱勢、蒙昧、備受摧殘卻如野草般生生不息的頑強生命力和崇高的犧牲精神。戰亂年代中的這些底層百姓，大都出現過《血色湘西》、《生死線》、《零炮樓》所描述的因為蒙昧無知而對日寇入侵“不設防”的狀態，但《生死線》、《民兵葛二蛋》和《一個鬼子都不留》里日寇燒殺擄掠乃至屠村的暴行，以血的教訓一下子改變了他們的命運軌跡和人生方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許如《一個鬼子都不留》的殺豬匠莊繼宗一樣謀略貧乏、手段拙劣，也許如《零炮樓》的維持會長賈文清、張億倉一樣歷盡磨難、備受委屈，也許如《上陣父子兵》的父親那樣的自保與逃避，但隨著戰斗歷程中個人命運遭遇和整體抗戰形勢的巨大變化，這些底層民眾崇高人格的內在光輝，逐漸地與他們的反抗意志、犧牲精神和不斷增長的戰斗本領一道，越來越鮮明地展現在觀眾的面前。“草根抗戰劇”所表現的這種集體歷史命運，與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存在著深層的相通之處。正因為如此，它們的基本審美品質才獲得了觀眾廣泛的精神認同和心理親近感。
其次，這些抗戰劇以極富原生態色彩的藝術畫卷，廣泛、精彩地展現了底層民眾在民族苦難和抗爭的時代命運中的復雜生存狀態。“草根抗戰劇”大都注重表現亂世的民俗氣息、地方色彩與生活質感，同時將審美重心放在人物思想性格不成熟的英雄“前史”，特別是他們身上的民間生活與精神習性遺存方面，濃墨重彩地展現了中國底層百姓的生存邏輯、價值準則、心理情感和文化品質，以及這種民間文化在承受悲苦、抗敵御侮的歷史節點面前的表現形態。在此基礎之上，創作者還以對于世態萬象的豐富了解、世事滄桑的深刻認知和自由不羈的審美想象力，通過一個個真實、鮮活而獨特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多層次、多側面地揭示了蕓蕓眾生在遭逢亂世、生死攸關時的復雜生態。可以說，“草根抗戰劇”最為重要的審美貢獻，就在于展現戰亂中氣象萬千的民間抗爭生態，其間包含著相當豐富、獨特的歷史與文化信息，既充分滿足了受眾的世態認知欲和審美好奇心，又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中國當代文藝對于民間生態資源、民間文化意蘊的審美發掘。
再次，這些抗戰劇以獨特的藝術構思，建構起了一種民間文化與紅色文化、民間良俗與革命倫理良性互動的主題精神走向。《血色湘西》、《生死線》、《中國地》、《零炮樓》、《上陣父子兵》的主體場景都是民間文化主導的百姓生活與斗爭，卻都設計了一條中共地下黨或八路軍、新四軍的情節線索，其中的藝術匠心，就是要從中顯現民間規范與革命倫理的歷史與邏輯統一性，并以之為基礎達成對民間生活流向和文本主題方向的牽引功能。《火線三兄弟》、《亂世三義》、《一個鬼子都不留》表現英雄人物形象時，也總是在充分展現了他們身上的草莽豪俠氣息、農民文化品質之后，還進一步揭示這種草根英雄人格在紅色文化價值規范的引導下修煉和蛻變的過程，各路英雄好漢最終或者以草莽英雄的姿態與敵人同歸于盡，或者如“百川歸海”一樣投身到中共革命隊伍之中。由此，“草根抗戰劇”的意蘊建構就既立足于廣袤的民間話語空間，又與時代的主流精神形成了一種“同頻共振”的狀態，顯示出歷史性融合的審美特征。
江湖化、庸俗化、娛樂化
舍本逐末的精神偏失
正因為存在這些意蘊建構的獨特性，而且普遍表現出情節驚險、人物鮮活、場景刺激、風格粗獷豪壯的藝術優長，所以“草根抗戰劇”大都具有良好的收視率，精彩之作也確具獨特的藝術光彩。但由于作品數量龐大、內容復雜，也由于“草根”文化的價值兩面性和時尚文化的誤導，質量良莠不齊的現象明顯存在，而且還隱含著諸多的審美與精神誤區。
其一，有些抗戰劇存在著將“草根”文化負值當作民間生態規律和精神習性來進行審美認知的現象。某些作品的審美意圖也許是探索亂世人性和草莽豪杰人格的復雜性，但創作者不加分析地將江湖匪性、民間陋俗、家族權謀與種種野性而畸形的男女風情，一概作為亂世民風、區域民俗的常態和草莽英雄的獨特才干與魅力，來從正面進行大肆鋪陳和渲染。這種鋪陳與渲染的精神偏失，只要我們將中國民間普遍存在的忠厚品質與淳樸生活，與其在大量“草根抗戰劇”中的藝術表現略作比較，即可獲得鮮明印象。
其二，有些抗戰劇存在著主觀強化“草根”文化的江湖品格和原始價值觀念、戰術手段對于亂世人生和民間世態支配功能的現象。某些作品往往刻意強化民間生態的自足自為特征和劇中人物駕馭亂世人生的豪強舉措，過度強調“孝”、“義”等傳統觀念和“強悍”、“野性”等江湖文化氣息對人物行為抉擇的支配意義，結果在文本審美境界的精神氛圍中，似乎現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和科技、文化、思想觀念的種種更新對其都毫無影響。正因為如此，不少作品即使增添了中共地下黨或八路軍、新四軍等情節線索，在文本整體意蘊建構中也顯得突兀、生硬和牽強。這種價值傾向及相應的審美描述，遮蔽了現代性文化的歷史與道德力量，也導致了人物塑造的“惡劣的個性化”傾向，反而損傷了文本價值的深厚、寬廣度。
其三，有些抗戰劇存在以文化娛樂功能取代歷史認知功能、濫用各種通俗文藝和時尚文化俗套胡編亂造的現象。“草根抗戰劇”本是一種立足于現代中國民間生活的傳奇性審美建構，某些創作者卻熱衷于“劍走偏鋒”，將其與古代英雄傳奇和現代武俠、言情文藝的敘事類型進行審美嫁接，或者化用都市娛樂文化的夸張、調笑、戲擬等手法，以博得更好的“眼球效應”。通過這種敘事路徑形成的審美境界既缺乏生活基礎，又缺乏歷史認知的莊嚴感和歷史倫理的敬畏心，由此體現的創作主體精神的淺薄、庸俗與投機性，已經損傷了作品的精神品格。
“草根抗戰劇”的根本審美優勢，在于既擁有現代中國民間戰亂史的生活基礎，又承接中國古代草莽英雄傳奇的審美傳統。種種創作誤區的出現，則源于創作者放棄或誤讀了這種審美優勢，轉而去追求敘事的獵奇性、娛樂化。這是一種舍本逐末的創作選擇，既隱含著藝術分寸感和審美開掘能力的欠缺，也暴露出創作者精神境界和文化品質的局限。所以，“草根抗戰劇”實現審美突破、質量提升的根本途徑，在于創作者審美辨析能力的增強和精神文化境界的提高。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