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籍之路”上的行者
《花夢集》影印本（根據金日成綜合大學科學圖書館藏17世紀朝鮮鈔本影印）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所藏西夏刊本《番漢合時掌中珠》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鈔本《井心集詩鈔》
朝鮮平壤練光亭及漢字碑銘
漢籍，作為中華精神文化的載體，千百年來通過各種途徑流布四海。這些流失海外的珍貴文獻有著何種命運，令無數炎黃子孫、有識之士牽腸掛肚。
讓我先把時間拉回到2000年春天。
這是一個午后，孫曉站在梵蒂岡博物館前的廣場上。
這位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本次出訪目的是例行的學術交流。只是出于歷史學家的某種學術“慣性”，他在這個下午來到了羅馬的“國中之國”梵蒂岡。他的到來，并不是像普通游客那樣，僅僅出于對這個世界上最小的主權國家的好奇，而更多的是一種“專業需求”。因為他知道，這片“袖珍”國土雖小，卻有著世界一流的博物館、圖書館，館藏中有大量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珍貴文物和藝術作品，甚至有不少中國古籍。這才是他的興趣所在。作為一個以研究歷史為職業的學者，他顯然對那些深埋在高大門扉后面的“陳年往事”更感興趣。但是他沒有想到，正是此行的一個不經意的發現，讓他開始關心域外古籍的命運，并由此催生了一個瑰麗宏偉的文化項目。
這塊紙板，竟然是一部絕世孤本
梵蒂岡的位置在意大利首都羅馬城西北角的梵蒂岡高地上，面積不過0.44平方公里，四面都與意大利接壤。所謂“國界”，就是圍在梵蒂岡四周高高的古城墻。但這個小到了“無法想象”的國家，卻是一顆文化和藝術的明珠。孫曉來之前就已經知道，梵蒂岡圖書館中珍藏有6萬卷中國古代的手抄本、10萬卷原稿書籍、10萬張地圖和印畫以及大量書信、法典等珍貴文獻，甚至還保存有1612年至1659年制成的“中國地圖”手抄本。所以，當意大利的朋友陪著他瀏覽富麗堂皇的梵蒂岡博物館的時候，他心里期待的還是那些傳說中的古籍。
陪同孫曉前來的意大利學者，是梵蒂岡圖書館館長的朋友。因為孫曉來自中國官方高級別的研究機構，圖書館方面的接待規格也提升為“最高”——圖書館館長R博士親自出面。R博士知道孫曉是研究中國歷史的，所以神秘兮兮地要給他看館里珍藏的“5A級”的中國古籍。用時髦的話說，這位洋人多多少少也有些“炫”的心理，想在這個中國人面前，“顯擺顯擺”自己收藏的中國的好東西。
“好呀，非常樂意。”孫曉高興地答道。他心想，這正是我想看的東西。但是，這一看不打緊，孫曉的輕松心情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人也在瞬間“石化”。
因為遞到孫曉手里的不是書，而是一塊紙板！
但很顯然，這是中國古籍——用漢字書寫，而且一看就知道，用的是年代久遠的宣紙，微微發黃，上面豎寫著娟秀的小楷。盡管字跡有些模糊，但直覺告訴孫曉，它至少出自清代。然而這部書的樣子，實在是太令人痛心了：原先的宣紙做的筒子頁，都被一頁頁拆散并打開，平鋪著粘在硬紙板上，不知道那些老外在宣紙背后刷了什么膠水，宣紙明顯受到了腐蝕。而且兩種紙的酸堿度不同，不僅一些地方的墨色變得濃淡不勻，而且有的字已模糊不清，失去原來的模樣了。
“尊敬的孫先生，你是不是很喜歡這書？這個漢字寫得很漂亮吧？”
R博士看孫曉這樣目不轉睛地盯著古籍，好像有些激動，他料定是因為自己的藏品足夠“有分量”，便有些得意地發問。
“我想請問，R博士，您這里的中國古籍，都是用這樣的方法保存的嗎？”孫曉不知道該怎樣表達此刻復雜的心情，只好盡量用平靜的語調字斟句酌地問道。
“這是比較好的保存方法。當然不是每一本都是這樣的，您知道我們會區別對待各種不同的中國古籍。它們是來自那么遙遠的國度和那么遙遠的年代啊！”館長攤開雙手，熱情感嘆道。
“這還算比較好的保存方法？這簡直就是毀滅啊！”孫曉心里這樣想著，嘴上卻什么也說不出來。經申請，他看到了這部書的全部原稿，名字叫做《白晉日記》。
“白晉！原來是白晉！怨不得這一手小楷寫得這么好！”孫曉暗暗驚嘆。
這位白晉是法國人，1656年生于法國勒芒市，年輕時在耶穌教會學校學習，尤其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很有成就——這為他后來成為康熙的“老師”打下了基礎。1685年他入選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團隊，并在清康熙二十六年，即1687年來到了中國，時年31歲。
白晉與中國很有緣。到中國后他學習了滿語，后來還用滿語編寫了《實用幾何學綱要》。再后來，白晉又將滿文講稿整理成冊，并譯成了漢文，由康熙帝親自審定并作序。這就是現在存于故宮博物院的滿文本《幾何原本》，而漢文本則收入了《數理精蘊》。白晉不僅教授康熙幾何和數學，還曾促使康熙皇帝下決心，歷時九年，用西方的測量技術繪制一張全國地圖——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廣闊的國土上完成大地測量的《康熙皇輿全覽圖》。他在中國生活了42年，只在1697年作為康熙的特使回過一次法國。1730年6月28日（雍正八年），74歲的白晉卒于北京。這位熱愛中國的神父，死后也埋骨北京，其墓就在海淀的正福寺。可惜，在“文革”中，墓地被夷為平地。現在白晉等人的墓碑陳列于京西大正覺寺的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
歷史老人是多么會排戲啊，而且還是個帶有諷刺意味的橋段：300年后，在距京城遙遙萬里的梵蒂岡，一位已葬于中國的外國傳教士的日記，卻被一位來自中國的學者認真閱讀。而那段遠去了的歲月，竟然讓這位后來者激動萬分。因為他看到，《白晉日記》不僅忠實記錄了他在皇宮內的見聞，是研究清代史的一份難得的補遺，而且用了清代上好的宣紙，加上白晉漂亮的小楷，夠得上是一部絕版的藝術品。日記不是刻本，而是名副其實的寫本，只有一件，顯然是極為珍貴的孤本。但此刻，這本古籍竟被拆得七零八落，有很多地方的字跡已看不清，紙張也變得很脆。估計用不了多少年，它就真的會被完全毀掉，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孫曉“騰”地從桌前站起！
此刻，他想起了曾經為保護中國古籍、尤其是保護敦煌古籍奔走呼號的專家王重民，以及他寫的《敦煌古籍敘錄》。書中也曾痛陳國外對中國古籍保存不善的問題。因為法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對中國古籍缺乏認識，或者根本就是沒人懂，所以有些寶貴文獻不僅卷帙散落，而且部分受潮、遭到蟲蛀，甚至像廢紙一樣堆放在倉庫里。今天，孫曉遇到了同樣的境況。那么，共有多少中國古籍流散在國外？還有多少古籍遭遇損壞？怎樣才能實施最有效的搶救？能不能把存于世界各國的中國古籍梳理梳理，讓它們回歸祖國？孫曉心中升起一個強烈愿望：拯救古籍！以前不是沒人做過，而現在，是沿著前輩的路奮起前行的時候了！
在拯救古籍的路上相逢
那時候孫曉還不知道，其實像他這樣關注中國古籍命運的人，還有許多。比如民間的不少藏書人，雖然他們身份各異，閱歷不同，卻都通過各種途徑關注和尋訪著中華古籍。白撞雨就是其中一個。白撞雨在英國淘來的那部《大英博物館所藏中國古籍和印刷品目錄》，就為后來孫曉的“搶救工程”幫了大忙。
白撞雨淘書的地方叫海伊，一個位于英格蘭和南威爾士之間的小鎮。海伊原先默默無聞，現在卻是世界知名的“古書之都”。白撞雨告訴我，他是無意中知道了“海伊”這個名字的。那是因為他曾讀到了臺灣女作家鐘芳玲寫的《書店風景》。在這本書中，鐘女士詳細描述了去海伊“淘書”的辛苦旅程。書中對小鎮的“地標書店”“主題書店”的介紹，特別是關于“古書店”和“二手書店”的描繪，讓他感覺很新鮮，也很興奮。2008年，正是白撞雨在藏書的道路上走得心情酣暢之時。他那時候幾乎已經跑遍了國內尚存不多的舊書店，結交了一些資深藏書家，也搜羅了很多善本珍本。可是，那遙遠的海伊有什么呢？它能藏有多少中華古籍？恰巧這年他有了一個去英國的機會，這可真是天隨人愿，于是他擠出時間去了趟海伊。
海伊鎮有著斜長的小巷和磚木相嵌、古色古香的建筑。信步走在狹窄的街道上，時有諾曼底和詹姆士時代的遺址進入眼簾，讓人仿佛回到了中世紀。當然最有特色的還是街道旁一家緊鄰一家的舊書店。僅有一千多人的小鎮上，已經有了50多家舊書店。據說，海伊的書架加起來就有20公里長，古籍圖書有100多萬冊。每天，到這里看書的、找書的、寫書的、買書和賣書的人紛至沓來，小鎮也被譽為“愛書人的天堂”“淘書人的香格里拉”。第一次去海伊，白撞雨就收獲了《中國歷史和文化》《新中國和30年個人回憶》《慈禧》《中國的精彩——五千年的中國藝術品》等二三十本書。“書齡”都在近百年或百年以上，大多是清末民初的老版本，基本都是布面精裝，許多還是毛邊本。而讓白撞雨沒有想到的是，一部《大英博物館所藏中國古籍和印刷品目錄》，卻深深“刺痛”了他的眼睛。
這部書誕生于1877年（清光緒三年）2月，由英國哈福德史蒂夫·奧斯丁父子出版社出版。書中有這樣一段序言：“本目錄包括的中國圖書于不同時間、不同條件逐漸被收藏。圖書館小部分館藏來自斯隆、哈利父子、舊皇室和蘭斯等遺產，主要館藏來自1825年赫爾（Fowler Hull）先生所贈。1843年，英國皇室將在鴉片戰爭中所獲中國圖書贈予圖書館。”
他感到，這段話中的每一個字，都像一枚枚鋼針那樣，扎著自己的心。
“都是中華古籍啊，竟全都給上了‘英國戶口’。”白撞雨感到自己像一顆釘子，被釘在了小鎮的書架前。
他透過那一頁頁發黃的紙頁，看到的是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歷史：1840年的鴉片戰爭割讓了香港，184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簽定了《天津條約》，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就在那些烽煙肆虐的歷史瞬間，多少文物和古籍都忽然不知所終。一直以來，很多中國人都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國寶被掠奪？有多少古籍被搶走？有多少老祖宗的東西流失在海外？事實上，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無從清楚地了解這個數字，更別說得到具體目錄了。而這部“目錄”，卻記載了100多年以前的維多利亞時代，在鴉片戰爭中英國軍隊從中國掠奪的中國古籍，大約有2萬冊之巨。
任繼愈先生講過：“中華古籍流散到海外，有的出于正常渠道的公平交易，這是值得稱道的；有的并不是由正常渠道，而是由于中國藏書家的不肖子孫貪圖近利而被貶抑價格售出的；也有一些是被掠奪出境的。”很顯然，目錄中大英博物館1843年從英國皇室獲贈的這批珍貴漢文古籍，就是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掠奪出境的”。這部書讓我們發現了“被掠奪出境的”中華古籍在英倫三島的行蹤，清晰看到它們在英國的確切數量和名錄，并成為“追索非法流失境外的古籍”的依據。
二話沒說，白撞雨買下了這部“目錄”。
他買下的是各國列強掠奪我們國寶的鐵證，也為后來孫曉參與的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域外漢籍珍本文庫》，買下了一張“尋寶圖”。
2008年，當《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一輯問世的時候，孫曉根據專家意見，收錄了白撞雨所購《大英博物館所藏中國古籍和印刷品目錄》，并將書名修定為《1877年版大英博物館館藏中文刻本、寫本、繪本目錄》。后者以前者為底本，內容一致。這部目錄，讓人們得以看清大英博物館存留的中國古籍的“原貌”：那里有善本、罕見本、孤本共1200余部，占全部著錄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宋、元版的有7部，明版書籍有109部，而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的刻本，居然高達1100部之多。7部宋元版古籍中，北宋的《春秋詳解》和《資治通鑒》，南宋的《禮經會元》《大戴禮記》和《書經詳解》這五種書，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國內其他公立機構均無收藏。即便還不能完全斷定其為海內外孤本，但定為“世所罕傳”幾無疑義。就憑這一點，白撞雨可謂功莫大焉！
這些奔走南北的藏書人，他們于舟塵車跡之間，閱肆逛攤，鉤沉爬梳，有遇到罕見秘籍的喜悅，也有兩手空空、徒勞無獲的失落。但這一切都不妨礙他們做一個耐心的守更人，守護和打望著過往的墨跡，梳理和探究它們身后委婉的故事。白撞雨就說過，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時間，就是下班之后卸去一身的勞累，把自己關進書房，秉一盞溫暖的燈光，在書的海洋中自由遨游……值得一提的是，白撞雨利用業余時間，把自己認為“有故事”的本子以及收書、藏書過程中的趣事，匯集成《翕居讀書錄》出版。整整3大本，172萬字。書的封面用的是清初名畫家禹之鼎為藏書家王士禎畫的一幅《載書圖》：一行衰柳，數車古籍，在斜陽古道上，緩緩而去。
心血凝聚成《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連孫曉自己都沒有想到，為了拯救古籍，不僅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一幫“戰友”，就連很多德高望重的前輩，也都聚集到了他這樣一個“小字輩”的“麾下”，這讓他有點“受寵若驚”——近百位專家都不惜“降低身份”，成為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委員會的成員，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擔任了編委會主任。人民出版社和西南師大出版社，也同意作為“域外漢籍”的出版單位立項，并將此項目申請為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工程。
柳斌杰在為“文庫”所寫的序言中說：“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文化交流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絲綢之路，一條是漢籍之路……漢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
為這條“漢籍之路”上，孫曉和他的伙伴們跑得更起勁了。只要有中華古籍的信息，他們就要去看，去評估，有價值的就想辦法弄回來。最近的一次，是孫曉和編委會同事趙凱，用了10天時間走訪了美國4個大型的圖書館，從西海岸到東海岸。伯克利大學東亞圖書館的周館長，見到孫曉一行特別震驚。因為他沒想到，中國學者竟迢迢萬里來尋訪古籍。作為華裔，他慷慨地將手里的“存貨”奉獻出來，光宋元刻本就有40多種！
“真是大飽眼福啊，”孫曉說，“捧著那些珍貴的中國文字，聞著幾百年前的故紙氣息，那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希望時光能就此靜止，就在那樣的夕陽下，就在那樣的書香里，呆一輩子。”孫曉的語調是平實的，但我很感動。這樣如詩一般的語言，如果沒有對中華古籍和文化的眷戀，是斷然講不出的。
在這次考察中，他們在哈佛大學的燕京學社，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都找到了國內罕見的版本。而他們為了節約經費，盡量壓縮行程，能在車上過夜就不住酒店，吃的東西也是能簡單就簡單，最好找到麥當勞，買一個漢堡解決問題。而且，為了節省住宿費，兩人投宿旅店時，也總是擠在一個房間。
雖然這個項目獲得了國家出版基金的支持，孫曉卻“摳”得很，一分一毫都不敢亂花。不過他們的苦也沒白受，從美國“淘”回來的《木氏宦譜》《井心集詩鈔》《揚州府圖說》等幾部孤本，歷史地位極為重要，后來收入了《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的第三輯。
現在，這套“域外文庫”已出版三輯。體例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仿照四庫全書樣式。第一輯20冊，第二輯90冊，第三輯103冊，還有單行本6個品種，叢編2個品種。所收海外文獻，包括宋元珍本、明清佳刻、名稿舊抄以及域外精著，共計600多種，絕大多數為國內首度出版。預計，文庫出齊將達到800冊之巨，囊括2000多種中華珍稀典籍。這是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地系統整理海外漢文古籍的文化活動，也是目前國內最輝煌的出版工程之一。這個含量，可以說已將存于世界上50多個國家的10萬冊漢籍中的“精華”都收錄進來了。而這個含量，也意味著將需要數百位學者繼續“奮戰”十幾年。
辛苦么？
是，或者也不是。
一個人的目的如果單純，心也就隨著沉靜，對世俗得失便也看得輕淡。這些獻身于拯救中華古籍的學者們，其實并不關心自己在這壯舉中得到了什么。能為搶救祖國古籍珍本做點事情，能讓古籍原版再現以存其真，能讓人們重新認識中華文化在人類文明交流史上的作用，他們已經甘之如飴。
（作者為《文藝報》副刊部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