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曉光：人生剪紙三十年
喬曉光 現任中央美術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任、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人文學院文化遺產學系副主任、教授。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文化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委、2011年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6年獲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與馮驥才民間文化基金會頒發的“民間文化守望者”提名獎。
我們已習慣了從漢字中了解中國，從古史典籍、宮殿遺址、文物珍寶、圣賢精英、帝王將相去認識中國。但我們很少從一個農民、一個村莊、一個地域的習俗生活、一首口傳的詩歌、一件民間藝術品——世界很少從民間去認識中國。
——喬曉光語
1．從玉米地到中央美院
喬曉光走在地鐵里，風塵仆仆。與眾多都市行人不同，他帶著別樣的氣息：眼神中滿是舉重若輕的堅定，一雙瘦腿像秋天的莊稼，敏捷、有力。他說，經常做田野調查，甩掉了身上的酸氣，多了些硬氣。他說，藝術背后永遠是一個生活里質樸真切的人。想起他的一張照片：那是大西北的一個小院落，他面色黝黑，裹著灰布衣，就地而坐。背后是堆積如山的玉米，深秋的暖陽照亮了金黃的玉米，也照亮了那個北方漢子的臉。這幅畫面讓我久久難忘，那個人和那片玉米，沐浴著一種動人的圣潔，樸素、飽滿，沉默如大地。
喬曉光的藝術生涯，是從玉米地開始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二十幾歲的年齡，生命茁壯，充滿了新奇的想法。西方文藝思潮正席卷中國。那時他大學畢業，分配在河北一個小城中學教美術課。小城太偏遠了，那些時髦的藝術根本夠不著。苦惱之際，他在鄉間邂逅了木版年畫，繼而發現了民間剪紙。就那么一瞬間，藝術之門打開了，藝術家的童心被照亮了。民間藝術稚拙的造型、自由的想象、對個人生活的美好表達感染了喬曉光。這不正是現代美術的精髓嗎？他想起兒時，一個人在夜晚的玉米地里奔跑，身后嘩啦啦的聲響把他嚇壞了。一回頭，只見月光灑下來，在玉米葉上飄著，跳著，那么美妙。心中的恐懼頓時化作了無限的生趣。循著這些記憶，那些生命之初的喜悅和想象力復活了。
“當我在畫布上播種下蔥綠茂盛的玉米地，便游入了生命的圣田，像古老民間流傳至今的剪紙神娃，玉米林就是我生命的扶桑之樹，我信仰的太陽正是從這里升起。”
喬曉光說，他后來才發現，自己一直喜歡安徒生的童話，喜歡拉美文學，喜歡搖滾，喜歡涂鴉藝術，這些都源自他對草根性的迷戀。大樹只有扎根泥土才能往上長，腳踏在土地上才能前行。就這樣，在全中國都在學習西方的時候，他走進了玉米地，選擇了民間藝術。
1984年，喬曉光和他的朋友創建了米羊畫室。“米羊”取音于方言，是螞蟻的意思。螞蟻偏居一隅，渺小勤勞，團結起來也可以扳倒大樹。畫室主張學習民間美術，立足本土。在接下來僅僅兩年時間里，他成了小有名氣的玉米地畫家。他的剪紙創作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其中就有改變了他人生的老師。
1986年的一天，喬曉光收到一封來自首都北京的信。信上說，很欣賞他的油畫玉米地和剪紙作品，希望他報考中央美術學院的研究生。署名：楊先讓。原來，這位楊先讓先生正是當時中央美術學院年畫、連環畫系的主任。那一年，他的研究生導師靳之林從延安調回中央美術學院任教。在延安的日子，他發現了剪紙背后的文化價值。靳之林也給他寫信鼓勵他考研究生。很快，喬曉光考進中央美院，成為靳之林的第一個研究生。
從那一年起，他從玉米地走向了藝術殿堂，走向了母親河畔更廣闊的土地。
2．沿著河走，邊走邊想
“一個曲兒一個令，一個人兒一個命。”聽著這句民謠，喬曉光沒想到，自己的命運就在不經意間，陷進了那些剪紙的溝溝坎坎里了。
1986年夏天，喬曉光赴西北考察民族民間藝術，先到了西安又去了蘭州、西寧，到了敦煌、格爾木、麥積山。從天水穿過八百里秦川又去了寶雞，最后去的是陜北，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到黃河。站在陜北吳堡的山坡上，他望著腳下的黃河，覺著她太樸素、太平靜了，在延綿不斷的黃土坡里像一條普通的河。
這樸素里，深藏著絢爛。
“一腳邁進庫淑蘭黃土坡上昏暗低洼的土窯洞，我被滿窯的彩色剪紙震動了，窯里滿墻的剪紙人人、生命樹、鹿頭花、大牡丹、五毒動物、太陽妹妹、月亮哥哥，艷麗的牡丹花枝上長出了大燈泡，燈泡里又生出了花兒的心。花叢中盤腿而坐的是剪花娘子，庫淑蘭說：‘這就是哦(我)!’她孩子般天真激動地為我們唱起自編的剪紙歌謠：‘剪花娘子把言傳……’我的眼睛濕潤了。我不知流淚是為這純樸感人的剪花娘子和她滿墻的神奇創造，還是為我心靈突然敞開生命之門的興奮……”
這是喬曉光走黃河終生難忘的一幕，那是1989年夏天，黃河考察中專程赴陜西旬邑訪問剪花娘子庫淑蘭時的情景。
他沒有想到，在樸素的民間，深藏著這樣神奇的藝術。如果說起初對剪紙的親近只是出于一種審美，這時，他意識到剪紙背后是一個他所不了解的精神世界，大膽，活潑，生機勃勃。于是，他住下來，融入黃河鄉民們的生活，探索那個他不知道的豐富存在。
在剪花老奶奶們的田間炕頭，他似乎讀懂了千百年來，中國鄉村婦女的生活。
五十年前，庫淑蘭坐著迎親的驢車，在大雪的冬天走進這個陌生的王村，她并不知道，這一生的坎坷、磨難和痛苦也就從此開始了。生活的貧困使這個小腳女人干起和男人一樣的活計，她下地背谷草、扛麻包，回家操持家務，男人干的她都一樣去干。累和苦并沒壓倒這個瘦小的女人。性生的男人對她兇狠地打罵、傷害，她也熬過來了。她一生生了十三個娃，災荒、疾病奪走了十個，剩下三個，一女兩男，女子嫁遠了很少回家，男娃娃們成了家就住在身邊也很少回來。村邊的破窯里仍是庫淑蘭守著她那個倔犟的男人。這就是她幾十年王村生活的全部。
生活的磨難與痛苦并沒抹去庫淑蘭身上的人性光彩，庫淑蘭在她的彩色剪紙中不厭其煩地繁衍著她心靈的幸福。
這樣的經歷對于鄉村婦女來說，再普通不過了。即使再加上戰亂、災害、饑荒、多病，生活仍然要繼續。當年輕的喬曉光還為“等待戈多”而困惑的時候，他明白了，對于鄉間的母親們來說，“戈多”并不存在，等待和苦難就是生活本身。像庫淑蘭說她自己一生那樣：“黑了明了，陰了晴了，吃了飽了，活了老了。”生活的細節在人生的磨難里消解了，生命還原到樸素本能的生存境地里。而苦難造就了吉祥，造就了美好的藝術。這是中國婦女的偉大之處。
在黃河繁星般的村莊里，多少像庫淑蘭這樣的剪花娘子，終其一生辛勞，在自己的窯洞里默默無聞地剪著自己的花花，藝術對她們來說，永遠是一個陌生的字眼，但實際上，她們質樸辛勞的一生里，充滿了令人感動的藝術創造。
喬曉光感到，在綿延千里的黃土高原上，深藏著我們民族幾千年積淀沉存下來的生命真氣，那是一種通天通地的大氣。
于是，年年沿著黃河走，與鄉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幫他們鋤草、收割，打棗，白天聽社戲，晚上看皮影，連續十幾個春節，過完初一就往村里跑，正月十五是不能錯過的，這時隱藏在鄉間的各種文化民俗都浮出水面，讓人目不暇接。
在這樣的浸潤中，喬曉光更體會到民間藝術的鮮活生機，他稱之為“活態文化”，而支撐這些美麗節日的細節，那些漂亮的剪紙刺繡，那些花花綠綠的熱鬧，都來自剪花娘子們的巧手。這些千年來在鄉村婦女中口手相傳、延綿不息的藝術，被喬曉光叫做“母親河”。為“母親河”而戰，成了他至今未改的信念。
有人說，喬曉光是個怪人。大家都往西方跑，去巴黎，去倫敦，去西方藝術的起源地取經，他卻往窮鄉僻壤跑，圖個啥？
喬曉光說，向民間藝術學習，他是沿著前人開辟的道路前行。
2002年5月經教育部備案成立的中央美術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其學科基礎是發展二十多年的民間美術研究室。而中央美院民間美術系淵源可追溯至1938年成立的延安魯藝，其主力是左翼木刻聯盟培養出來的木刻藝術家和那些進步青年。他們強調文化的人民性，主張向民間學習，1942年毛澤東提出向民間藝術學習，延安魯藝的民間美術教學由于戰火而中斷。后來靳之林追隨魯藝的傳統從事民間美術工作十三年，到了學生喬曉光，已經是第三代了。
七十年，三代人，圍繞著民間剪紙的研究與創作這樣一件事延綿不斷。喬曉光說，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大學中，這樣的事情也是獨特而值得珍惜的個案。
3．申遺的一千多個日夜
2001年5月1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了第一批十九項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名錄。中國昆曲入選。此時，喬曉光剛剛接任了中國民間剪紙研究會第三任會長，也接過了為中國剪紙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任。從此，用喬曉光的話說，他為申請非遺做起了志愿者，一不留神就是十年。
這十年，在中央美院，別人往國外跑，喬曉光常常背著包往村里跑，幾乎成了笑話。這十年，錯過了賣畫，錯過了買房，一家人擠在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里，媳婦叫他“老瘋子”。
喬曉光確實“瘋”了。那時候，非遺事業剛剛起步，很多人不理解，沒有人，沒有錢，他就帶著幾個學生沖在前面。他說，這叫用眼前的人，做天邊的事。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要求，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要梳理出歷史沿革，還要普查評選一批傳承人，拍攝錄像，建立生態保護村，召開國際會議，辦一次大型展覽，出版一本中英文畫冊等等，這些工作費時費力，需要很大的資金支持。起初，他們唯一一筆資金是美國福特基金會提供的5萬美元，不過40萬人民幣，卻要完成400萬才能辦成的事。怎么辦？喬曉光起初只知道像農民一樣苦干。
舉辦會議，預算要精確到一瓶水，一個紙杯，一張紙，自己跑前跑后，忙完騎自行車回家。拍攝宣傳片，請不起專業的隊伍，只能找朋友幫忙。從山西到甘肅，從貴州到東北，要拍下二十幾個傳承人，幾乎要去二十幾個天南地北的村子。為了節省開支，他們幾乎都是坐最便宜的硬座火車，常常是十幾個小時路程。就這樣，白天扛著攝像機到處跑，工作十五六個小時。晚上回到家還要趕寫采訪腳本和申遺所需的文字資料，經常連續熬通宵。幾年下來，光文案就積攢了幾十萬字的文字。
在四處奔跑中，喬曉光練就了好口才。他笑稱，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四處感動人。每到一處地方，先說服地方政府出面支持，說服縣里出車把他和攝影師送進村里，再說服村里出人做向導、做解說。能“拉攏”的媒體宣傳，更是不能放過。有一回，竟然說服了甘肅某縣的小喇叭廣播電臺，第二天趕集，他們就成了鄉民們熱議的新聞人物。
2003年年三十的晚上，妻子和女兒回老家過年去了，喬曉光在燈下伏案準備材料。爐火熄了，家里的小電視正播放著春節晚會，手中的資料越來越讓人悲哀。剪花娘子一個個離去，他奔波的步伐，還是追趕不上無情的時間。而更悲哀的是，剪紙這一農耕文明的產物，似乎也正伴隨著鄉土社會的消失而遠去，這是時代的潮流。一個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他能留住什么？一切不過是徒勞吧？在深冬的夜里，人到中年的喬曉光追問著他的意義，流下淚來。
他知道，這么多人的努力，這么多的期盼，這么多的汗水，走到這一步，沒有退路。天快亮了，心也硬了。既然沒有意義，還有什么好怕的？也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發出聲音，為沉睡了千年的中國剪紙，為了那沉默的鄉村婦女，他要發出最響亮的聲音。只要他在，只要有一面旗不倒，會有更多人看到，會有更多的旗幟舉起來。
喬曉光明白，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也許是剪紙藝術活下來的最后希望。剪花娘子一個個離去，申遺的帶頭者不可能出現在這些鄉村婦女之中，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在他腳下。
4．“在戰斗中學習戰斗”
都說時勢造英雄，申請非遺的迫切任務，把喬曉光這個光桿司令逼成了真正的團隊領袖，逼成一個敏而好學、睿智果敢的管理者。他自己總結說，這叫在戰斗中學習戰斗。
喬曉光首先培養和帶動他的學生加入到申請非遺的團隊中。申請非遺因資金短缺難以為繼的時候，也沒有動搖過。他開始盤算。村落田野調研本就是民間美術系教學的常規手段，就是說，每個學生都可以在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一個村落的調查任務。那么，即使得不到國家課題資金，一個學生一個少數民族剪紙的搶救性調研，不管多少個地方，總有跑完的時候。就這樣，一個鐵桿老志愿者，集結起一個青年學生的團隊，拿出了愚公移山的志氣。
喬曉光笑言，沒想到自己有這么好的口才，到處去感動人。中央美術學院以學校名義申請剪紙非物質文化遺產合作項目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擋在了門外。他們只支持國家行為，從來沒有接受過一個學校的申請。喬曉光找上門去，為自己爭取到十分鐘的辯解時間。他說，剪紙正在迅速消失，中國文化太豐富，需要保護的也太多，我們的國家太忙了，顧不上。中央美術學院是全國唯一一家開設民間美術系的高校，也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大學，支持這個學校，就是支持全中國的美術大學。
結果，教科文組織成了喬曉光志愿工作的最大的支持者，與中央美院聯合舉辦申遺的國際會議。從學生，到地方百姓、官員，到文化部、教育部等都成了活動的支持者，喬曉光憑著一腔熱情，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
他不是一個空洞的說教者。除了每件事身體力行沖在前面，他還學起了管理。在實戰中，他越來越明白，成功除了實干，更需要智慧。他又一頭扎進北京王府井書店茫茫的書海中。
在書上看到，索尼公司在經營陷入低谷時的經驗，是把先進技術拿出來與同行分享，共渡難關。當中央美術學院在申遺方面的工作處于國內絕對領先地位時，喬曉光提出，要把經驗擴散到全國，無償為兄弟院校提供指導幫助。有人質疑他，為什么要給自己培養對手？喬曉光說，申遺孤掌難鳴，要制造足夠大的聲勢，聚集多方力量，才有可能成功。
事實證明了他是正確的。2003年，他聯合北京的大學創立了中國第一個“青年文化遺產日”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06年，在為剪紙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會議之后，喬曉光組織了中國首屆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師資培訓。參會130人，百分之七十是大學教師。課程結業，頒發的證書上還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印章。通過分享，申遺工作很快點燃了全國各地的星星之火，許多學校開始了自己的民間藝術研究和保護工作。喬曉光也意識到，每個人心里都住著一個志愿的理想，對公眾事務的熱情，潛伏在每個青年人身上。他把他們喚醒，傳給他們技術和知識，這支龐大的志愿者隊伍擁有的智慧，可以使他那可憐的40萬啟動資金，產生400萬的能量。
從2001年到2006年，剪紙申遺經過三次申報后，最后在國家的支持下終于成功了。
5．讓剪花娘子的剪紙傳下去
推動中國剪紙走向世界，對喬曉光來說，是一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
2004年秋天，挪威駐中國大使館的梅園梅女士帶著挪威易卜生劇院的舞臺設計師來到中央美院。2006年是挪威杰出作家易卜生逝世100周年，易卜生劇院希望那一年冬天在中國首演易卜生現代舞戲劇《尋找娜拉》，然后進行世界巡回演出。挪威人被喬曉光給他們看的中國剪紙迷住了。他們想邀請喬曉光為全劇設計剪紙造型的舞臺背景。忙于為中國民間剪紙申報非遺項目工作的喬曉光本已分身無術。他突然想到，借助易卜生的世界影響，是一次讓中國剪紙走向世界的好機會。2006年，世界又在尋找娜拉，對于喬曉光來說，比娜拉更重要的，是中國鄉村里的剪花娘子和她們世代承傳的民間剪紙的命運。
經過一年醞釀完成的27幅剪紙創作，終于出現在《尋找娜拉》劇中。女人，生命，隱喻。這些以當代面貌呈現的中國剪紙讓世界為之驚艷。曾經一瞬間擊中喬曉光，讓他迷戀了一生的剪紙，如今迷倒了世界。
對于自己鐘情的剪紙，喬曉光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探險家。他愿意為之傾其所有，走到每一條路的盡頭。中國剪紙走向世界的機會，他怎么能放過呢。“我要把這個古老的故事像紅燭一樣來點亮，讓它的光芒射到四方。”
他又埋頭為芬蘭史詩《卡格瓦拉》制作剪紙。又是一年。他把這史詩研究了四遍，借鑒北方漢化石及民間剪紙語言符號程式化、重復等手段，以及苗族剪紙三段式形式結構和摩梭人宗教美術的敘事手法，把復雜的史詩呈現在六米長的剪紙空間里。這一嘗試得到了芬蘭人的極大認可。喬曉光又一次確信，中國剪紙承載的樸素感情與自由想象是屬于世界的。
事實上，他看到世界許多國家都有剪紙傳統，比如法國、芬蘭、日本、緬甸、泰國，但是隨著田園牧歌時代的遠去，許多民族的剪紙藝術失傳了。
接下來，“探險家”喬曉光又把美國《白鯨》的故事復活在剪紙中，目前正在準備芝加哥機場通道玻璃上二十米長的剪紙設計，他甚至萌生了一個野心，他要帶上剪刀，去復活世界的剪紙。一年去一個國家待上一個月，收三十個學生，三年就可以培養一百人……
2009年，中國剪紙申遺成功。所有人都認為，喬曉光該歇息了。可是他的煩惱又來了。申遺工作的最大遺憾是，許多少數民族的調查和搶救工作由于時間緊迫，未能展開。在喬曉光心里，一件事情若還有推進的可能，就不算完。何況現實是那么令人焦慮。申遺成功了，剪花奶奶們拿到的獎狀并不能改變她們的生活，她們被請進高高的藝術講堂，表演之后，仍然回到矮矮的窯洞，一個人面對生老病死。而那些散落在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剪紙更是無人問津。愚公移山的故事，變成了西西弗的無奈。喬曉光偏偏是一個不甘認輸的人。于是，集結起他的志愿者隊伍，再一次出發。
從2009年至今，喬曉光帶領他的學生們開始了保護少數民族剪紙的工作。這些學生既有入學新生，也有早已畢業走上工作崗位的老朋友。他們跟隨老師的步伐，準備走更遠的路。經過調查，目前我國有32個民族存在剪紙相關藝術，他們已走訪了25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喬曉光說，這一次一定要說說學生們。雖然申遺成功了，雖然這一后續項目拿到了國家課題12萬的基金，他們依然很窮。少數民族地區偏遠，來回路費不菲。他們依然選擇硬座、汽車加步行的老辦法。學生們住草棚，吃農家飯。一次，請到村里的地方專家被他們的窮日子嚇跑了。學生們跟老師一樣，并不怕苦。
他們怕的，依然是時間的無情和自己腳步的遲緩。許多剪花老人在他們趕到時已不在人世。更多的保護工作又不是他們這些過客能夠維持的。問題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但是，喬曉光和他的學生們相信，堅持本身就是意義。喬曉光和他的意義站在了一起。如朋友所說，其實，有時他也像是和一張紙在廝打，常常精疲力竭，偶爾也會被一張紙打翻，然而只要積攢夠了精力，又會是新一輪的搏斗。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