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對文藝史或美學的品格稍有常識，都很難認可“史詩”的提法

　　影片《金陵十三釵》（下稱《金》）被宣傳為“戰爭史詩電影”。說它屬于廣義的戰爭片，固然沒問題；但即便再寬泛的定義，只要對文藝的歷史或美學的品格稍有常識，都很難認可“史詩”的提法，如果大眾信以為真，那就是糟糕的誤會。商女亡國恨，從來都不能構成史詩必需的崇高美，無論她們知與不知。

　　嚴歌苓原作用女學生書娟的視角描畫戰爭，不失為一種輕巧的構思，既可以免去宏大敘事先天不足的尷尬，又可以凸顯戰火中小生命的脆弱孤苦，那么最后的犧牲也就相對寶貴和動人。《金》保留了書娟的敘述角度，配之以張藝謀擅長的民俗工筆畫般濃墨重彩的敘述聲音。在新技術的支持下，他一如既往公然炫技。于是我們看到與10年前《英雄》相仿的槍戰特效，或許他如10年前一般認定，只要觀眾能記住那一槍索命的奇觀、或是彩色玻璃窗下旗袍翻動的身影并為之驚艷喝彩，那么這部影片的價值也就實現了。然而，歷史（特別是時間太近、太沉重的部分）很難從價值判斷和情感認同中抽離出來成為人們的純粹審美形式。除非我們能超然地把中日戰爭當作電玩游戲，否則日本士兵被爆頭的特寫并不能緩解國人面對歷史記載時的痛苦，中國士兵舞蹈般前赴后繼沖鋒并死亡的高速攝影也不能增加我們對他們人生的了解，在《金》里，他們仍然是陌生人和符號，是張氏炫技的視覺要素，僅此而已。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們不能分辨出那些被逼真的化妝掩蓋的知名演員。

　　同樣無法分辨的還有南京。影片沒有為觀眾建立起關于城市空間的概念。開始的戰斗場面里有些廢墟和街巷、中間部分兩名女子慘死在秦淮河妓院、結尾部分卡車載著女學生沿著城外道路遠去，除這些之外，影片中最主要的空間場景就是那座教堂了。依照劇情，《金》本來可以有很多機會表現城市的全貌，從而還原出更加真實宏闊的歷史景觀——這一點甚至在2009年時《拉貝日記》《南京！南京！》都已做過，令人不解的是，《金》把城市的形象模糊掉，縮進了高度封閉的空間。我們也可以說這不難理解，因為一直以來，張藝謀對這種造型感強烈的封閉空間有一種迷戀和依賴，他曾營造出酒作坊、染坊、山西大院、秦王宮殿、油潑面館等同類場景，這次他踏進了天主教堂。當光線一次又一次通過彩色玻璃窗照亮畫面時，熟悉張藝謀作品的觀眾會想起很多似曾相識的場景，所以很顯然，這絕不是新畫面。影片大量使用的高速攝影留給觀眾十分強烈、但未必是愉悅的印象。如果說，士兵死去是為了表現悲愴，女人載歌載舞走來是為了傳達書娟的幻覺，那么還只不過是手法陳舊的問題；青樓女子們摔鏡子的一幕竟然會用多個慢鏡頭，我們就實在想不出任何理由了。與高速攝影同樣過火的還有影片里幾乎無時不響的音樂，它起到的作用與其說是抒情不如說是煽情。

　　與形式、手法的極盡炫耀之能事相輔相成的是人物設置的龐雜。一隊中國士兵，14名女學生，14名妓女，外籍巨星，陣容可以做一臺晚會，但節目時長不夠，最后能留下印象的不過三五人。即使出頭露面的主要角色，他們的行動思考邏輯是否成立也不堪追究。不過換個角度看，深究藝術水準可能反倒是錯誤的，無異于緣木求魚，因為十年來張藝謀的影片情節本來就不太經得起深究。公平地說，如果張藝謀繼續他的商業大片路線，那么即使趣味不高、邏輯有失，也并不構成指責他的理由，畢竟能贏得大量觀眾就足以說明他有市場號召力，而大眾的審美取向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但如果他是希望通過創作歷史戰爭片為自己贏得金錢之外更多的東西，那么我們就不得不按照更高的標準來衡量《金》了。

　　為什么該片幾乎具備了好萊塢式大片的所有元素，卻不能帶給觀眾心理滿足

　　或許有的觀眾在走出影院時會感到困惑：為什么《金》幾乎具備了好萊塢式大片的所有元素、很多生產環節也已經直接交由外國團隊擔綱，卻不能如好萊塢大片一般帶給觀眾心理滿足？筆者以為，恰恰是在電影心理學的常識上，《金》缺少最基本的一項：認同。在一部常規劇情片中，觀眾必須認同于某個人物，然后才能被帶入主題的表述和情感的引導。那么，就《金》而言，觀眾能夠認同誰呢？李隊長英武非凡，但過早地、也毫不使人意外地死去。而且，除宣示了某種政治的正確外，李和其他國軍士兵的戰斗情節并無絕對的必要。女學生們在片中處于近乎失語的狀態，她們的知識者身份無比稀薄，唯一認真捍衛過的文化符號不過是茅廁使用權，不知影片何以對女學生如此挖苦？妓女似乎是敘事者聚焦所在，但她們并無真正的行動力，最后舍身救人的轉變動機也并不充分。琵琶、旗袍、曲詞這些花樣，說它能妝點盛世固然無妨，硬要褒獎它能光耀亂世豈不顯得滑稽？特別是琵琶弦和寵物貓導致不幸的兩個關鍵段落，既可以被多愁善感的觀眾理解為動人的苦戲，也可以被冷靜理性的觀眾質疑為自取其禍，而無論抱哪種態度，都不會形成認同。

　　于是大海報上那張英俊的美國男性臉孔似乎成為唯一可以認同的對象。但還是那個最基本的問題，《金》的選題決定了它畢竟不是商業片，我們畢竟無法從國族的歷史中抽離，則觀眾如何可能認同于一個在道義上比辛德勒可疑太多的牛仔？退一萬步講，即便要虛構一個美國英雄南京救美的故事，這項工作何必要由中國電影人來完成？筆者不知主創者會給出什么樣的解釋，卻可以理解《金》對海外市場和奧斯卡獎的熱望。從西方重要電影節一貫標榜的學術立場看，這種熱望有點虛無。

　　這種基于名導演過去光環和觀影人群趣味的契約是否會持久有效

　　在過去的10年間，張的影片取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同時也受到學術界持久的批評，對后者一個很經典的回應是“羨慕嫉妒恨”論。在邏輯上，批評動機為何與批評是否成立是兩碼事，所以筆者仍然不得不說，張藝謀的商業大片及其藝術片在價值觀方面從來都很需要認真審視。考慮到這將把這篇短文引向另一些冗長的思緒，我們還是停留在《金》本身，最后思考一下，該如何定位《金》。

　　一種思路是把《金》視為電影現象，即把對《金》的觀察和評判限制在電影專業之內。這樣的話，除了前面對《金》的文本分析外，還需要考察《金》的市場行為。《金》號稱投資6億元，“是中國影史以來投資制作最大的一次”，同時被安排在當下中國最重要的賀歲檔期，這些信息或許會令一部分觀眾想當然地認為，《金》至少是可以賀歲的影片。當他們意識到《金》的題材和影像其實不宜賀歲、進而質疑何以如此時，我們對它的定位也就不得不超出電影范疇。

　　依筆者淺見，《金陵十三釵》和它的呈現過程都更像一場show，與張藝謀近年來的“印象”系列并無不同，都是用歷史、文化和藝術搭臺，權力（話語權）、資本和消費唱戲。因此，歷時多久，投資多大，海選多保密，技術含量多高，主演多高端，凡此種種的熱鬧，與影片本身質量的缺陷就不再矛盾，而是相互幫襯、順理成章。正如出品方驕傲宣稱的，張藝謀本身就是保證，觀眾在過去的10年里也確實信任和響應了張氏的保證，現在的問題是，這種基于名導演過去光環和觀影人群趣味的契約是否會持久有效？21世紀第二個10年，中國電影和中國觀眾之間新的契約又會是、該是如何？

左衡（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