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論詩歌、散文、小說，任何文學品種都是根植于生活的，就像米，可以做飯，可以釀酒。蘇軾說散文是用米做的飯，詩是用米釀的酒。詩中看不見米的形狀，但本質來自米，形式有更大的變換。

　　◎　社會的變革把詩人舊的生活積累顛覆了，農村的田園詩意越來越少，尋找新的詩意，對詩人來說是一個挑戰。

　　◎　一位西方詩人說，成功的秘密在于一只眼睛看自然，一只眼睛看社會，我覺得還有第三只眼睛，要看著自己的內心。

　　胡錦濤總書記在第九次全國文代會、第八次全國作代會上的重要講話指出，一切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源于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詩歌在古代是士族的話語方式，在今天又多被認為是哲人的孤獨吟詠。隨著流行文化的興起，創作“詩”的人漸多，但他們的創作往往因語言過于直白、口水化而不入流。真正的詩歌如何走近大眾？如何引領大眾從讀懂詩到喜愛詩，以至于業余創作詩而不至于走向詩的反面？記者就此專訪了當代著名詩人雷抒雁。

　　記者：一般來說，小說反映現實，詩反映心靈，那么詩與現實的關系是怎樣的？

　　雷抒雁：無論詩歌、散文、小說，任何文學品種都是根植于生活的，就像米，可以做飯，可以釀酒，蘇軾說散文是用米做的飯，詩是用米釀的酒。詩中看不見米的形狀，但本質來自米，形式有更大的變換。文體是文學樣式的大致分界，但詩歌里也有敘事詩，如《木蘭辭》《孔雀東南飛》，小說里有詩體小說，如普希金的《葉甫根尼·奧涅金》、聞捷的《復仇的火焰》，都是把生活事件、人物直接用到詩中，表現手法和小說不同。抒情詩也離不開生活，情緒是生活造成的。李白寫《蜀道難》：“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社會生活的險惡如蜀道。杜甫的“三吏三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反映的是真實生活，被譽為詩史。詩反映的是真實生活背景中人物的感觸，有的是想象、幻想，與現實的關聯疏離一些，但來源于人的喜怒哀樂，總還是社會生活留下的印象。

　　記者：時下詩歌創作存在什么問題？

　　雷抒雁：有的人把詩寫得簡單，不用心，避繁就簡，所謂口水詩，張口就來。文學創作要經過艱難的構思，沒有難度就沒有精品，“出口成章”是不可取的。有的人把詩寫得艱澀，令人不知所云。有的人寫生活過于瑣碎、細節化，沒有大的社會背景和深的文化內涵，讀來平淡無味。一些寫給辛亥革命、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主旋律詩歌，過程性內容太多，僅在歷史事件上發揮，詩人自身的感觸和立足于歷史經驗對當代生活的判斷少。詩人不是社會生活的旁觀者，應該是參與者、見證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0年歷程，最年輕的詩人見證了一二十年。我們這一代一路走來，見證了整整60年，其間有輝煌，有傷痛。詩人對歷史應有獨立見解，不能撇開社會生活，不能僅僅梳理歷史，要從詩的角度駕馭社會和歷史內容。

　　記者：您提到有難度才能出精品，又提到詩不能寫得過于艱澀，難和艱澀的區別是什么？

　　雷抒雁：艱澀是刻意為之。難是深刻的思考、經久的積累、反復的推敲，不僅錘煉語言，還應打磨思想。時代有時會帶來錯覺，詩人怎樣認識？柳青寫《創業史》，投入全部的激情、思考、才華，以為合作社就是人民的根本出路，其實那是歷史的一段彎路，小說中人物為此做出的努力，現在看來是不適宜的。他的才華在敘事、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發揮得很充分，但對社會生活缺乏判斷力。一些詩人回避現實，沉浸在對久遠的、已有定論的時代的回溯中，一些詩人對時下的題材沒有把握，一味地跟著新聞報道走。

　　舉例來說，今天的農村在向城市走來，農民進城打工，這一切與過去春種秋收、放牛養羊的生存方式不同，詩人應思考怎樣認識新的生活，尋找新的語言表達。社會的變革把詩人舊的生活積累顛覆了，農村的田園詩意越來越少，尋找新的詩意，對詩人來說是一個挑戰。另外，詩人要判斷時下生活的真實性和長久性，改造新農村，推倒平房、磚房，建設城市樓房，對農民來說，舊的模式打破了，失去的是什么，這是他們的未來嗎？

　　唐詩、宋詞等古代文學樣式都建立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創作與中國農村風景、人物、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新的生活粉碎它們，好像把山粉碎成石頭再制成水泥。山變成樓，語言也需轉換，情感也需轉換。轉換是痛苦的，需要一個過程。

　　記者：寫詩怎樣做到既有難度又不艱澀？

　　雷抒雁：寫作是為誰？為自己寫作，這話沒有錯，但既然發表，就是為公眾，發表的作品對他人有意義，要考慮讀者的感受。寫詩有三要素：自由、約束、自覺。

　　文學追求心靈和思想的自由，但約束是不可少的。自由的限制才能表現美，好像芭蕾舞演員自由地旋轉，但停住的一剎那是美。從《詩經》《離騷》、漢樂府到唐詩、宋詞、元曲，這個過程是自由和約束的相輔相成。自由是放開思想，思想漫無邊際時則需要規整。古代先民的民歌是自由的，采詩的官員對其進行改造，從內容到形式都加以約束，形成《詩經》的四言體。《離騷》對《詩經》的解放是充分地表達情緒。漢賦過于夸飾，無節制地鋪敘，文體就走向了滅亡。漢樂府少限制，抒情敘事很自由，但太過散漫，至隋唐出現律詩，有對仗、平仄等限制。宋詞適于演唱。勾欄瓦舍對宋詞的傳播有很大貢獻。元代戲劇是表演藝術。元曲的語言更俚俗，利于百姓接受。而新詩是白話文的產物，不完全來自西方，而是因為語言變化了，詩也必須變化。以白話寫律詩，文言文寫現代詩，都不合適。白話詩近乎說話，以當代口語表達思想感情，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但弊端也在于此，一些新詩寫得泛濫，長無節制，動輒百句，信馬由韁。沒有把語言轉換成藝術，是口水詩最大的缺點。詩不僅要表達思想，還要提供審美愉悅。說話的功能是交流，這就像小說和微博的區別，微博不是文學，只用于傳達信息，不做藝術加工。

　　今天，文學的參與者發生了變化，有一臺電腦就可以寫小說，可以在網上盡情發表，但給報刊投稿仍有“門檻”，所以并非會打字就能當作家。網絡文學參與者多、隨意性大，很多網絡寫手淪為碼字、賣字的奴隸。沒有思考與審美就沒有寫作的樂趣，即使賺一千萬，又有什么意思？并非一切現代化都可取，現代生活向詩人提出的挑戰是既要適應它，還要保留傳統的思考。

　　讀到“慈母手中線”，就會想到自己的母親；讀到“床前明月光”，就會思念自己的故鄉。這樣簡單的詩句，卻最容易打動我們，藏在心底的感情隔了一千年、兩千年也能重新泛起，因為人性是永恒的、真摯的、本質的，這是現在的詩所缺乏的內涵。不管時代怎么變化，對故土、對親人的感情不會變。生活暗示給我們的，我們能否捕捉到？舊體詩的詩性、表達情感的方式值得新詩借鑒。外國詩有西方的語境、生活環境、文化背景，照搬是虛假的。寫教堂、寫上帝的中國詩人如果沒有基督教的情感，就不能像演戲一樣把它們作為道具。正所謂寫古不泥古，寫洋不傍洋。

　　記者：您最喜歡的意象和詩中表達的最深憂慮是什么？

　　雷抒雁：我使用自然意象比較多，如草和樹。楊樹葉在春天像小拳頭一樣慢慢伸出來，秋天又一片片飄落，自然而然想到人的生老病死；一棵樹，冬天里把春天、夏天生長的都落盡，但冬天過后又能復蘇，人卻不能死而復生，諸如此類。人與自然容易溝通，我思考最多的是社會生活。一位西方詩人說，成功的秘密在于一只眼睛看自然，一只眼睛看社會，我覺得還有第三只眼睛，要看著自己的內心，它們不是割裂的，而是融合在一起。

　　社會、自然給我的暗示在我內心產生反映，我會尋找一種適合表達的形象和意象。我寫悼念女共產黨員張志新的詩《小草在歌唱》，難處在于選擇“小草”這個形象。我想，真實見證她死去的是草。她在東北被槍殺，倒在一片草甸上，小草托著她、撫摸她的傷口、為她獻上花朵。草作為真實的植物形象和她親近。作為意象，草代表普通的人、普通的情感。還有一層含義在于“血沃中原肥勁草”，她的血流進土壤，滋潤著小草。上世紀80年代，我的《綠色的交響樂》寫文化的荒漠上看不到綠色，提倡人們“植樹造林”以改變社會；《種子啊，醒醒》寫在板結的土壤上，種子很難萌發，而種子代表新的思想。對生命和諧的呼喚、對良好社會生活的呼喚是我最想在詩中表達的內容。

　　記者：詩是最難市場化的一種文體，怎么能讓社會上更多人讀到詩？

　　雷抒雁：任何文學作品，必須要找到通向接受者的橋梁，不是強行發行。把書送出去，人們也未必會讀。宗教經典能令人信服，主要在于它的語言符合人的心理需求。《論語》沒有復雜深奧的論述，唐詩絕句短小，表達力強，它們都流傳甚廣。另外，詩中關注誰，誰就易于接受。

　　詩有“無用之用”和“有用之用”。“無用之用”指的是天長日久、潛移默化地陶冶性情，使人獲得審美享受；“有用之用”，舉例來說，有的企業邀請詩人寫詩，從美的角度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這也是詩在走近大眾。詩不能自我孤立、自我封閉，以小眾文學自居、自我限制。認為這不是詩、那不是詩，詩要寫成這樣、不能寫成那樣，這都會妨礙詩的發展傳播。好比家長怕孩子孤獨，就不能限制他和陌生人接觸。詩也要走出暖棚，到生活中去，和大眾接觸。欣賞詩需要一定專業基礎，但大眾也有文化素養，詩人不要認為除了自己別人都不懂詩，那樣詩就越來越沒有生存的意義了。

　　記者：在剛剛結束的第九次全國文代會、第八次全國作代會中，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對文化非常重視，具體到詩人、詩的創作，能從中獲得什么啟發？

　　雷抒雁：詩是文化的一部分，詩人在寫詩的同時，要把詩推廣到群眾中去，多組織一些朗誦，給詩提供和群眾接觸的渠道。以前我們曾去工廠、農村朗誦詩歌，帶著文化到群眾中去，這值得繼續提倡。

　　現在的詩剛性不足。會寫情歌的人很多，會寫“戰歌”和“國歌”的人不多。詩除了需要感性，還需要理性。理性美也是一種詩美。詩除了潤物細無聲，還要鼓舞人心，就好像我們唱國歌時，會感到熱血沸騰。詩人不能太教條、太狹隘，過多以西方現代派、后現代派來約束鮮活的生活和鮮活的創作，因為寫詩不是為了流派和手法，而是為了生活、時代和心靈。即使不屬于任何流派，能感動人的就是好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