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富于遠見卓識地回答了中國文藝及文化建設面臨的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在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上，明確提出“為工農兵的文藝”這個方向；二是在如何服務的問題上，要求把普及與提高結合起來，從而回答了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9頁）在闡述這兩大問題的過程中，《講話》以唯物辯證法視野，鮮明地回答了文藝的源泉問題，強調文藝的唯一源泉只能是現實生活土壤，是人民的活生生的實際生活。同時，指出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和如何為的問題應當是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問題。

　　今天，當我們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時，可以深切地感到，毛澤東《講話》的基本精神，特別是它確立的為人民服務和如何為人民服務及應時而變的唯物與辯證的思想體系，對當前文化強國建設中的藝術發展具有重要的啟迪價值和指導意義。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根據《講話》精神，立足當前藝術工作實際，闡發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提出“建立公開、公平、公正評獎機制，精簡評獎種類，改進評獎辦法，提高權威性和公信度”。這里關于“提高權威性和公信度”的要求，雖然直接針對藝術評獎，但實際上可以視為是對整個藝術界的藝術公信度建設的一條總要求，因為，藝術評獎的結果，會直接呈現主導性的藝術價值觀及評價標準，給予全社會公眾以巨大影響力，可以高度集中地檢驗整個藝術界的公信度。我認為，在這樣的新形勢下重溫《講話》精神，就應當深刻認識藝術的當前境遇和使命，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加強藝術界的公共信譽或公共誠信建設，努力提高藝術公信度。

　　以人民為中心，提高藝術公信度，是出于應對當前我國藝術發展新機遇和新挑戰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目標的制定，給予藝術以新的發展機遇，也向藝術家投寄很高的信賴和期待，要求他們以新的藝術精品去履行為人民服務的神圣職責。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文聯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所指出的那樣，“我國廣大文藝工作者對祖國和人民有真情摯愛，對國家和民族有擔當奉獻，對藝術和事業有堅守追求，是一支可親可敬、大有作為的隊伍，是一支黨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賴的隊伍。”但另一方面，我國目前正處在一個特殊的變革與轉型時期，正如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所指出的那樣，“我國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單位對文化建設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夠，文化在推動全民族文明素質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強；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更為緊迫，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任務繁重；輿論引導能力需要提高，網絡建設和管理亟待加強和改進；有影響的精品力作還不夠多，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引導力度需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健全，城鄉、區域文化發展不平衡；文化產業規模不大、結構不合理，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走出去較為薄弱，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需要進一步增強；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急需加強。”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必然會滲透到藝術領域，呈現為藝術界的一系列結構性變化，使得藝術的公共信譽度或公信度面臨新挑戰。

　　藝術界的結構性變化及其新挑戰突出地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藝術創作正從傳統的藝術家個人創作向著文化產業的批量制作和市場營銷轉變，呈現出個人性與集體性、精神性與商業性之間的張力，不斷挑戰藝術家的道德誠信、審美信譽和文化產業的商業誠信；二是藝術品傳播媒介正從單一媒介向著多媒介、跨媒介或全媒介轉變，把傳統藝術媒介與新興藝術媒介的矛盾凸顯出來，促使藝術家認真探索媒介運用與藝術品價值呈現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媒介誠信和媒介倫理的重要性日益彰顯；三是藝術家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正從傳統的傳者與受者的單向傳遞關系，演變為新的即時雙向互動關系，受眾利用新興媒介而質疑、改寫、瓦解或重構藝術品題旨或藝術家創作意圖的事例越來越經常地發生，從而讓藝術家誠信和威信及藝術品信譽時刻處在公眾輿論的監督下；四是長期以來被專業批評家掌握的藝術批評權力正在逐漸轉移到善于利用新興媒介而展開即時評論的博客或微博寫手手中，這就向以傳統媒介為表達平臺的藝術批評家及其權威發出嚴峻挑戰；五是原來集中于國家和人民團體的藝術評獎權力現在已經越來越經常地受到個人、媒體、企業或其它社會團體的干預、滲透、分解或監督，從而使得藝術評獎問題化的風險愈益加大。

　　例如，有藝術家通過媒體宣傳其新作如何吸引人，但觀眾不買賬。有藝術家在贊揚聲中自滿自得，不愿聽取公共輿論的批評建議。有藝術家甚至連本人或其團隊的身份誠信都受到懷疑。有的文化產業更以低俗、庸俗和媚俗的展演取悅于觀眾的低級趣味。有的藝術評獎從評獎方式、評獎過程到評獎結果都遭受公共輿論的質疑，體現出藝術評獎公信度的缺失。這些藝術失信行為雖然在藝術界只屬極少數，但對整個藝術行業的負面影響效應卻十分嚴重。

　　正是在上述結構性變化及其新挑戰的境遇中，藝術公信度問題必然會不斷被放大，受到人民群眾的高度關注。“信”字從字形看，從人從言，意即人言為信。又因“言為心聲”，所以“言”的本義應為“誠”，即篤實、守信而不自欺、也不欺人。《說文》：“信，誠也。”《論語·學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若沒有誠信，就不知如何做人做事，必講一事無成。儒家歷來強調仁、義、禮、智、信。這里的信是基礎，就是要待人真誠，講信譽。人若無信，其余四德終不可行。當前藝術界的情形更是如此。藝術家、藝術品、藝術團體、藝術批評、藝術評獎等的公共信任，已經直接關系到整個藝術界的生命線！

　　今天我們在這里重溫《講話》精神，學習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在第九次文代會和第八次作代會上的講話精神，就是要認真分析這些新變化和新挑戰，努力為人民而加強藝術公共信譽建設，切實提升藝術公信度。

　　藝術公信度是藝術品、藝術家、藝術社團、藝術產業、藝術媒體、藝術展演機構、藝術批評家和藝術評審機構等諸多關聯因素的可以令公眾信賴的程度。對當前我國藝術公信度建設，我想到以下幾點：第一，藝術品要經得起人民群眾的公共輿論檢驗。在藝術公信度問題中，首要的還是藝術品本身的品質信譽：是否經得起公眾憑借藝術觀賞活動而展開的信譽檢驗？第二，藝術創作者要講公共信譽，做人民信任的藝術家。藝術品是由署名藝術家親自撰寫的還是委托團隊代筆？藝術家對作品的推廣口徑與群眾的實際喜好是否一致？來自藝術家的是否誠信的發言，會嚴重影響其作品的公共信譽。第三，藝術社團要有公信力，經得起公共輿論的質疑。當藝術家通過組織或加入特定的藝術社團來增強自己的社會影響力時，這一社團具備何等程度的藝術公信度，會直接影響到藝術家及其作品的公共信譽。第四，藝術產業要講公共信用，否則會遭到人民的唾棄。生產特定藝術品或藝術品牌的產業具備何等程度的公信度，會很大程度影響到藝術品的公共信譽。第五，藝術媒體要講究公共倫理，做人民信任的藝術喉舌。藝術媒體如何宣傳藝術品及藝術家，需要有公共誠信和公共倫理的約束。第六，藝術展演機構也要有公信度。藝術的展覽、演出、播映等組織機構誠信程度如何，會影響藝術品的公信度。第七，藝術批評家要講究公共誠信，做人民信賴的批評家。批評家對特定的藝術品的評論，會由于他本人的信譽而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公眾對該藝術品的估價。第八，藝術評獎機構要有公信度，評出人民滿意的優秀獎項。通過給藝術品頒獎，評價機構可以向人民群眾傳播優秀藝術品的價值標準，從而在宣傳優秀文化、提升藝術公信度方面起到表率或示范作用。總之，我們全體藝術界同仁應當如《講話》所號召的那樣“驚醒起來，感奮起來”，像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所要求的那樣“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廣泛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這樣，我國藝術公信度建設就會越來越好，藝術界就會成為人民更加信任、喜愛和滿意的文化領域，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不斷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