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教育：與席勒背道而馳
人的一生總有幾次想成為藝術家，然而梵高的故事告訴我們，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和《月亮與六便士》也在告訴我們，普通人想要通過藝術來謀取成功是緣木求魚，真正的藝術家追求的成功，在藝術獨立境界中的哪怕一小點“進步”，那也是生命的大奢侈，也許非得有把自己全部燒在里頭的瘋狂——或者不如說就是與生活欲望本身為敵。這是當藝術還具有那種精神生活的絕對純粹性和獨立性的時候。
退一萬步說，普通人學習藝術或者接近藝術、欣賞藝術，不是為了攀爬藝術的山峰，也不是因為想要成為藝術家，而是因為我們始終不能摒棄內心的生活。盡情地浸潤、投入、涵泳在一幅畫一首曲子當中，會使我們無意中敞開了那個和自己對話的通道，內在和外在的割裂會得到彌合，我們會與內在的自己迎頭相遇，會找到隱秘的心靈花園。這也是哈羅德·布魯姆告訴我們“為什么要讀經典”的原因所在。從這個出發點來看，藝術又是容易的，甚至是必須的，普通人索求的不是藝術的“巔峰體驗”，也不是傾聽藝術說出這世界的價值，而只是對自己的意義。對于在生活流程中往來穿梭的我們，一席維也納大廳的坐席，和一首從街頭幼兒園飄出的兒歌，給予我們的也許是同樣的東西——也許反而是后者給你更大更多的驚喜快樂——是否懂得享受這須臾間可能發生的藝術遭遇，取決于我們有沒有給自己一顆藝術的心靈，取決于我們是不是有意識地接受那種不間斷的自我教育。
放假了，別讓孩子亂跑 李二保
就此我也斗膽談論一下關于“藝術教育”的事兒，我的出發點不是教育，只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的精神境遇。在我有限的見識中，藝術教育跟審美教育是息息相關的事，有的時候就應該是同一件事，可是隨著“藝術教育”等同于“藝術職業教育”，這就徹底變味了。
在這個時代，物質意義上的奢華已經司空見慣，真正的藝術卻成了最大的奢侈。討論藝術生產的可實踐性，便可以納入到經濟效益的討論中去，藝術的職業化教育成了所有職業教育的一種，藝術這門營生，于是也要放到投入產出比的考慮中去排列了。
我不由得想到席勒，這個最早提出“審美教育”的人。在《審美教育書簡》的開頭幾封信中，他談到這個問題：現代社會里，“國家”（在他那里，國家指一切制度性社會建立的公共權力的化身）對于公民的需求是職業技能的單方面，人作為公民的全部意義和價值僅僅是增加單方面的技能，這使得成為全面的人的訴求和合理性都被取消了，人只是“國家”的仆役，不再可能成為古代希臘人那樣“幸福而完美的人”。這樣的“國家”對人的生命規劃是單向度的，是不完整的，這是理性發達取得的勝利，而唯有藝術能起到把完整的人還原的作用，所以藝術的教育才是如此的重要。——在理性異化人、藝術拯救人的觀點上，席勒發出了馬爾庫塞的先聲。我不再深入地引用席勒，是因為僅僅在這個淺層面上，就可以清楚看到當今時代，藝術不斷地職業化是如何違背了席勒：在席勒看來，職業技能化對人的單向度的培養與藝術教育對人的完整性的滋養，是完全相反的兩回事。可是現在卻成了一回事。藝術不僅成為職業，而且成了社會科層制度中一個分支系統。這會培養出職業藝術家么？職業需要的職業理性、職業道德，以及其根源的實用主義原則，和藝術所訴求的自由精神、游戲精神、超越精神，不是天生相反的東西么？以職業行為去追求藝術精神，這不是南轅北轍么？
也許席勒所說的作為游戲的藝術“超功利性”，在當代顯得不再適用了，但席勒對于完整人性的呼喚，難道也不適用了？用與不用之間，太多人發表了糾結的言論，或許我們該把席勒的判斷做一個老子式的解讀：藝術不是無用，它是“無用之用”，至少不應該指望它直接成為“用”，它是靠改善社會文化環境和改善每個人的心境來發揮它的“用”。那么當它和形而下的“生計”發生緊密聯系之后，產生出來的就是把滿足現實欲望為目的的藝術：于是出現了一大堆物質堆砌的藝術，散發著物質的氣息。我們在很多藝術作品中見不到那種使人神往的精神境界——藝術的精神境界消失無蹤了。這樣的事物并不少見：不管是3D，還是“高保真”，抑或是充滿著酒精、跑車、奢侈品的“青春敘事”——它的直接結果就是“情感欲望化”，仿佛只剩下物質和對物質的欲望。如此慣性之下，人們大概不復記得真正的、作為精神奢侈品的藝術長什么樣子了。這是藝術的悲哀，更是人本身的悲哀：在試圖沖破物質包圍的時刻，人們無法從同樣來源于物質的“藝術產品”那里，得到釋放和平衡，那個席勒所描述過的完整而幸福的人，始終被懸置著——從席勒寫作這本書的220年前一直到現在，人們并沒有朝向自己的幸福多邁出一小步，如果不是離得更遠的話。“跑偏”、“失控”都是可以預見的惡果，王元驤先生這樣寫道：“……教育的目的也被理解成只是教人做事而不是教人做人，只是為了‘就業’而不是‘成己’，有意無意把人培養成為謀利的工具。這就必然使人走向物化和異化。因為當一個人甘心情愿把自己變為工具，他便不再有自由意志的獨立人格，而憑外力操縱來活動，這就把人帶入險境，因為他很有可能迷失方向，墮落成為惡勢力的幫兇。”
（編輯：孫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