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旅程中的“春耕”與“雙搶”
長征第一渡 7m×3m 萬紀元
25年前，我創作了油畫《紅軍去遠方》，此畫收藏于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當2011年有機構約稿“紅色經典”的時候，我又想到這一題材——這就是我創作《長征第一渡》的初衷。不過，當我無意中知曉今年7月將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5周年全國美展的時候，我把完成創作的時間限定為6個月。這張寬7米、高3米、人物眾多的巨幅油畫《長征第一渡》，描繪的是那個注定不能忘懷的不眠之夜。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反擊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失敗。10月17日，中共中央機關被迫撤出紅色首都瑞金，行軍90華里，與陸續集結江西于都縣的各路紅軍會合；10月18日，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數萬人夜渡于都河，由此開始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沿岸10萬群眾含淚送別。于都河畔，人聲鼎沸，燃燒的火把連綿不斷，沉重的輜重隨著人流通過浮橋，向遠方延伸。鄉親拉著紅軍的手，問君何日返故鄉；妻子送郎去遠行，衣襟擦眼淚汪汪；孤寡老人擦拭淚，只嘆天地未開光；中年婦女抱香火，但求菩薩保兒郎……
我站在于都河畔，望著滔滔奔流的江水誓言：用畫筆將歷史的悲壯再現！
我強迫自己每天凌晨5時起床，驅車40分鐘去郊區的畫室，創作兩個小時后，再驅車一個小時趕到單位上班，除了出差，天天如此。遇上節假雙休日，我更是帶上水和干糧，將自己全天關在畫室里，一直畫到天黑。畫室里沒有電，沒有暖氣和空調，從冬天到夏天，從穿羽絨服到赤膊上陣，我堅持著！
由于作品巨大，我或站在地上畫，或踩在插隊時留下的小木箱上畫，或跳到3米或5米高的梯子上畫，或干脆爬到升降機上畫。碰到涂抹畫面底部時，我又把畫框架在3個50公分高的乳膠桶上。我每天都這樣“折騰”著。
那是個星期天的早晨，當我又一次將畫框抬起準備架到乳膠桶上時，由于角度太直，7米寬、3米高的畫框晃動著、扭曲著，最后反扣著倒向地面。天哪！地面上散落著調色板、箱子、刮刀、畫筆、擦筆紙，而那顏料未干的畫面！這刻畫細致的人物！……我用肩膀扛著底部的邊框，用余光搜尋調色板的位置，摸索著抓住然后用力地將它扔出去，用腳鉤出小木箱，將倒扣著的畫框慢慢地架在木箱和乳膠桶上，然后趴在地上窺視畫面。謝天謝地，除了局部粘了一些雜物外，整體畫面并沒有被破壞。我將畫框的底部放回地面，將畫框的頂部架在兩個梯子上，左右抬升，當升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再用力地從中間的木框上往前推，畫又立起來啦！此時的我已大汗淋漓、氣喘吁吁。
創作的甜酸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我喜歡這樣的生活。
我是1968年插隊的知識青年，有著刻骨銘心的青春記憶；我又是一個藝術的瘋狂者，丹青是我的崇拜?，F在是一個自由創作的時代，強烈的使命感逼迫我有責任將青春的歷史凝固。還記得那個炎熱的夏季，我赤裸著上身，跪爬在水田里耘禾，上有日頭曬，下有螞蟥咬——那是原始農耕的狀態。雖然時間已過去44年，同時期的種田鄉親五分之四已經離開人世，但我還能喊出他們的名字，記得他們的容顏，我的耳邊至今還時時響起隊長凌晨3時的叫喊：“元啊，起床出工啦！”“春耕”、“雙搶”，這久違的詞匯永遠不會忘懷。
實際上，我每年都在進行生命旅程中的“春耕”、“雙搶”，從鄉村走到世界的數十個國家，我都在繪畫領域里耕耘。當我想用一張巨幅油畫迎接我生命中的“秋收”時，全景式表現江南農村成了我的首選。
我準備畫《紀元一九七八——牛市》。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元年，而牛市是反映農耕社會的最佳載體。我想用上千個真人大小的人物、數百頭碩大的耕牛，全面演繹將要消失的農耕文明。畫框寬45米、高7.4米，用三角鋼焊成框架直接嵌入墻體，框架的外圍拴入斜角方木邊，再用一塊長50米、寬8米的亞麻布繃上，然后刷膠涂底料。這是一塊巨大的沒有接縫的亞麻布，是我專門向工廠定制的。作品草圖的勾勒已經7年，素材收集已超過40年，我準備再用10年的時間完成作品的繪制。因為我有著融入血液的信仰：繪畫是我的第一生命，丹青是我終生的目標！
（編輯：劉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