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首部中國兒童電影《頑童》誕生，至今已走過整整90年。這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時刻，在這90年的歲月里，中國共攝制了600余部兒童片，其中絕大多數產生于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兒童片除了受到國內觀眾的喜愛，還在國際上獲得百余個獎項。當人們回顧、評論中國兒童電影在中國文藝事業中的奉獻時，自然會回憶起有過重要貢獻的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她的誕生、成長和浮沉都令人深思、感慨萬千。近年來，隨著市場化的進程，中國的兒童電影也從“計劃”被推進了“市場”，更加步履維艱，國產兒童片不賣座的尷尬也很難吸引新鮮力量的進入，種種難題困擾著創作者們。兒童片的創作生產期待能夠引起讀者和有心人士的關注。 ——編 者
電影《霹靂貝貝》劇照
電影《大氣層消失》劇照
光影流動中的兒童電影
□ 林阿綿（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學會顧問）
今年是中國兒童電影90周年華誕，回顧這艱辛而有成就的歷程，有些值得深思的話題。
兒童影像的重要影響
1922年攝制的短片《頑童》是兒童故事片的萌芽。由于其“純娛樂性”鬧劇的貧乏內容放映后反響平平。
翌年底，明星影片公司攝制，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首部故事長片《孤兒救祖記》在社會上產生強烈反響。它通過一個家庭內部爭奪遺產繼承權的故事，刻畫了一個受過良好“義務教育”，因而具有優良品德的模范兒童余璞的銀幕形象，揭示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沒落及平民階層兒童的生存狀態。其內涵既維護傳統道德觀念，又熱烈宣揚新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社會理想，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但該片由中國人投資，具有較濃郁的民族生活氣息，又打破了中國電影誕生以來滑稽打斗、庸俗低級的“純娛樂化”一統天下的惡濁局面，使中國電影具備了教化兒童的功能，受到市民階層熱忱歡迎。這部具有開拓意義的影片還引發制片商紛紛拍攝兒童片，形成初興的繁榮。同時產生了童星鄭小秋和但二春，他們活潑乖巧，令人難忘。
1948年昆侖影片公司投拍的電影《三毛流浪記》是陽翰笙等人根據張樂平的漫畫《三毛流浪記》改編，趙明、嚴恭導演。其最大成就是在尖銳的社會矛盾中，通過三毛的悲慘遭遇，刻畫出一個活靈活現的流浪兒的藝術典型，有著鮮明的個性：純樸的稚氣、真摯的情感、樂天的性格、反抗的精神，既令人同情更讓人喜愛。是兒童片人物形象的成功范例。年僅8歲的王龍基的精彩表演標志著兒童在演技上達到新的高度。這還是一部“眾星捧月”的影片，當年上海著名演員如趙丹等70多位文化界人士，全都熱情地參與拍攝，這在電影百年史上是唯一的。它是電影史中首部有雙結尾的影片，三毛迎解放是后來補拍的。它于1949年10月12日公演，成為新中國第一部公映的國產故事片。
隨后，新中國成立后，開始攝制許多反映兒童新生活的優秀影片，如具有重要價值的《祖國的花朵》。由徐光耀編劇，崔嵬、歐陽紅櫻導演的《小兵張嘎》，在思想性的深度，人物性格的豐富性以及藝術方式的探索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尤其是具有濃郁的北方鄉土氣息和多姿多彩個性特征的抗日小英雄張嘎子成為兒童片最為成功的藝術典型。少年張嘎遭受日寇侵華戰爭帶來的深重災難，家仇國恨凝聚成強烈的復仇愿望。在革命軍隊的大熔爐里，通過長輩悉心引導和群眾的教育，成長為懂得斗爭策略的小偵察員。從而頌揚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氣概，該影片成為青少年生動的教科書。嘎子最令人喜愛的是混身洋溢著寧折不彎的“嘎勁”讓人欽佩，又令人瞠目，既可氣又可愛可笑，人物有血有肉，真實可信，扮演者安吉斯的表演生動逼真，非常可愛。公映后反響十分強烈，不僅小觀眾喜歡，也深受成人喜愛，至今屢演不衰，成為兒童故事片的代表作之一。
兒童電影的神圣使命
1989年，新中國成立40周年華誕到來之際，由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與南京廠聯合攝制了《豆蔻年華》。本片沒有一個貫穿的事件，它通過一所重點中學里兩個生活經歷及個性迥異的少女間性格的碰撞和情感的沖突展開故事，揭示博大的社會信息。其一，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面對競爭和友誼的思考。夏雨老師吐露自己的隱秘，使同學理解了“競爭要在道德、友愛和誠實的基礎上進行”。其二，成名成家與普通勞動者的辯證關系。著名物理學家伊瓊博士回到母校，便深入宿舍與孩子們談心：金字塔的頂峰是輝煌的，可如果離開了堅實的塔基，也就不存在輝煌的塔尖。圍繞這一理念，片中塑造了一組人物：成績優秀卻資助尹瓊留學，甘心留校當打字員的大李老師，數十年如一日的宿舍老舍監章奶奶，高考落榜、通過在人間“讀大學”后找到人生位置的流浪漢蓋平，以及為尹瓊開車的校友司機。這些人讓同學們領悟了人生的價值和無私的奉獻精神。
本片另一特點在于運用生動細節刻畫人物個性，除了塑造了幾位有血有肉的青少年形象，更是著力描述了一位擁有嶄新形象的夏雨老師。他沒有高大的體魄、瀟灑的風度，像個比學生稍大幾歲的孩子頭，他的理想頻頻受挫，也會為失敗垂頭喪氣。但他有淵博學識，能理解、關愛著每個學生，采用獨特的方式引導、啟迪學生。他出的作文題《我為什么沒有記住爸爸媽媽的生日？》震撼了每個人，喚起他們超出命題本身的思考，從而發出深沉的內心自責和強烈的感情抒發。這是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教師形象。
大約正是因為這些亮點，影片公映后，深受廣大師生的歡迎和中央領導的贊賞。更意想不到的是江澤民總書記在觀影后做出重要批示：“昨晚看了電影《豆蔻年華》，總的來說，給人以高尚情操的教育……對培養下一代來說，究竟是造就我們的接班人，還是培養我們的掘墓人。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非常尖銳的現實問題。”
走向世界，大放異彩
90年來，我們已攝制了600余部兒童故事片，有150余部榮獲國內外各種獎項500余個。更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影片已穩步走向世界，取得不俗的業績。上世紀90年代，更是有3部兒童片在柏林兒童電影節上接連獲獎。
1991年，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哦，香雪》首次參加柏林兒童電影節。這部似一首清麗、自然、富有情趣的散文詩，缺乏故事情節的影片，既無德語對白也沒有字幕，孩子能看懂嗎？由于組委會做了精心安排，委派女翻譯現場解說，首場放映效果極好，觀眾完全被征服，掌聲雷動，王好為導演還與觀眾展開熱烈交談。一位老人與導演熱情握手說：“非常愛這部影片，這樣寧靜，這樣美麗。比起這些姑娘，我們是貧窮的，而她們是富有的。”7位成人評委的評語是：“以很高的專業水平，成功地表現了人物的感情，以細膩的手法反映了中國一個偏遠鄉村同現代生活的聯系。”該片獲得電影節藝術最高獎——國際兒童青少年電影中心獎。柏林電視臺做了專題采訪，并購買了影片在全德和北歐的電視播映權。德方還將影片翻成16毫米拷貝，發到全德中小學作為影視教材。1997年在第20屆柏林兒童電影節舉辦歷屆獲獎影片特別展映，本片是唯一入選的中國兒童片。
翌年，筆者和廣春蘭導演攜帶《火焰山來的鼓手》再次赴柏林參賽。這部體現上世紀90年代新疆風情和維吾爾族少年出眾才華的影片，深受德國孩子喜愛，放映時氣氛活躍，笑聲不絕。這次是由11名小學生組成評委會單獨評獎，他們的評語是：“中國影片最大的成功是表現了兒童世界的有趣生活，塑造了一群可愛而有才華的兒童形象，歌舞美、服飾美、風土人情美。”所以授予兒童評委一等獎并頒發了獎金。
1993年，北影廠王君正導演的《天堂回信》參賽，這部圍繞著爺孫兩代深情關愛，以濃郁的生活氣息和童真童趣，聚焦于日常平凡生活中點滴溫馨的影片，再次征服德國小觀眾，并獲國際兒童青少年電影中心獎。
電影《我只流三次淚》劇照
電影《哦，香雪》劇照
兒影廠成立的前前后后
——訪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首任廠長于藍 □ 本報記者 張 悅
已度過30歲生日的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在兒童電影艱難成長的今天已漸漸淡出公眾的視野。翻看它的成長歷程，不禁令人心生感慨：1981年3月，黨中央兩次召開兒童和少年工作座談會。在這一重要精神的指導下，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當年6月1日成立了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簡稱兒影廠），由著名表演藝術家于藍任廠長。1987年3月，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更名為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同年5月8日，鄧穎超在病中為新廠題寫了廠標。它是我國唯一一家專門生產兒童電影的電影制片廠，也是蘇聯解體后全世界唯一一家兒童電影制片廠。1999年，兒影廠和北影廠等8家單位合并成立了中影集團公司，兒影廠的所有員工被打散分到了中影集團的各個部門，生產任務也轉而由集團下屬的第三制片公司承擔。2005年，在第三制片公司的基礎上，中影動畫產業有限公司成立，專攻動畫片生產，而一直以生產兒童故事片為主的兒影廠，只剩下一個廠標。
本報記者日前尋訪已是91歲高齡的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首任廠長于藍，老人雖然腿腳已不太健朗，雙耳也不大靈敏了，但她卻依然在為兒童電影的發展奔走呼吁。回憶起兒影廠的成長，于藍依然心潮澎湃，如數家珍。
記者：您1981年當兒影廠廠長時已經是60歲了，請談談您那時的狀況？
于藍：“文革”中我們都屬于黑線人物，都受到沖擊，在干校勞動改造。而其間有兩件事情對我打擊很大，一件是我的老伴田方因膽管癌在1974年去世。另一件是我的哥哥也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造反派打死，被說成是自殺。那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時間。1976年，“文革”結束，大家都獲得了新生。但是當時我自己的身體又出了狀況，一個是在干校加蓋廚房時從高處跌落，被地上的硬木棍從嘴穿到面頰，不僅門牙摔掉，嘴被磕破，面頰也嚴重受損，臉部肌肉難以控制，對于演員來說臉部受傷是很糟糕的；1978年左右，我還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因發現救治及時，撿回了一條命，卻也付出了很大代價。那一段時間心情是很難過的，只是想如果人民需要、黨需要，讓我做什么都可以。
記者：您又是如何與兒童電影結緣的呢？
于藍：1981年3月，黨中央兩次召開兒童和少年工作座談會，提出全黨、全社會都要重視兒童少年的健康成長，要在我們這一代人手里，把下一代培養好，這主要是在鄧穎超和康克清的建議下，全社會的報紙也都在呼吁“救救孩子”。時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的陳播同志找我談話，說要成立一個兒童電影制片廠，問我可否愿意擔任廠長，也是考慮我做演員時演了《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這樣大家都很熟悉的影片，也獲過國際和國內的獎，讓演員做廠長更有一些優勢。我當時想的就是因為自己的受傷和生病可能再也做不了演員了，但是我對電影還是比較熟悉的，或許能發揮點作用，如果黨需要我做兒童電影這個工作，我是很愿意的。
記者：兒影廠成立之初還是很艱苦的，因為那時對兒影的任務還沒有明確的指示與要求，而且是“兩個廠、一鍋湯”，實際上主創還都是北影廠的，且辦公地點也是在北影廠里頭。
于藍：的確是，兒影廠白手起家，但還是希望能夠建成獨立制片廠，希望能夠拔地蓋廠。那時兒影在北影傳達室旁有兩個屋子作為辦公室，實際上就三個人，也沒有創作人員。那時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說，兒影既然打出了牌子，黨中央也重視，要下決心真正建成一個兒影廠，要有雄心壯志搞一個像樣的兒影，扎扎實實干一番事業。兒影要有最基本的生產條件，采取積極的步驟，建立自己的隊伍。所以那時是從抓編輯、抓劇本開始的。1982年經過有關部門的多次呼吁，全國婦聯和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捐贈給兒影廠10萬元，也就是最初的建廠資金。
記者：兒影廠當時雖成立不久，但在上世紀80年代即迎來最輝煌的時候，很多影片深入人心，今天想來都念念不忘。
于藍：其實我本身對兒童并沒有特別多的關照，也談不上很懂孩子心理，我還是更信任學校，我的兩個孩子我都沒有花太多的精力去關照他們。雖然我不是很懂，但有一點我一直堅持，就是發揮那些對此有長處、有特殊之處的人的創造力，絕不打擊他們，讓他們盡情施展。我雖然是個老黨員，但不喜歡那么多條條框框，尤其新來的年輕人，很尊重他們的想法。尹力和馮小寧都是北影78級美術系的學生，他們1982年畢業就來到兒影了，他們雖然學的是美術，但在導演方面都有很多想法，我就讓他們大膽去嘗試，尹力先拍的電視劇《好爸爸，壞爸爸》，當時影響有多大啊，后來他又拍了《我的九月》，算是兒童電影的經典作品了；馮小寧先拍了電視劇《病毒、金牌、星期天》，又拍了第一部影片《大氣層消失》，多有想象力，后來他們都成為了優秀的導演。還有張之路為我們寫了《霹靂貝貝》《魔表》等，梁曉聲那時則是我們兒影廠的藝委會主任。事實證明，正因為有了他們，那時的兒童電影才發展起來，才與以往不一樣。雖然沒有像《小兵張嘎》那樣的影片，但題材是豐富多樣的，影響同樣是很大的，也可以說當時的兒影廠是當之無愧的“獲獎專業戶”。
電影《姣姣小姐》劇照
兒童片《紅象》與“第五代”的第一次發聲
□ 本報記者 張 悅
拍攝《紅象》時攝影師曾念平（右）與副攝影張藝謀
中國電影“第五代”最初的聲音，在公認的觀念中屬于《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即使在電影史冊上也很少提到這樣一部“大腕云集”的影片《紅象》。兒影廠拍攝的第一部兒童影片讓我們看到了“第五代”另一種開端。
1982年6月1日，是兒影廠成立1周年的日子，兒影廠希望拿出真正屬于自己拍攝的影片，在這之前雖也有《苗苗》《應聲阿哥》等影片名義上屬于兒影拍攝，但實際上卻都是兒影廠從北影“借”的，導演和攝制班子也都是北影廠的。1981年秋天，廠長于藍把兒子田壯壯找來，讓他帶著他的同學們給孩子們拍一部影片。《紅象》的劇本是王端陽寫的，說的是云南西雙版納森林里幾個孩子尋找神象的故事。故事很簡單，投資也很低，但對于那時羽翼漸豐的“78班”同學來說可是難得的一次練兵的機會，于藍對田壯壯說，這樣的苦差事恐怕別人不愿去，他們幾個志同道合的哥們兒說不定還能闖一闖。其實但凡成熟的導演都知道，第一次拍電影，又是孩子又是動物，對沒有拍攝經驗的人來說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太難把握了。但是“第五代”就是這樣天不怕、地不怕地上路的。
《紅象》的導演是田壯壯、張建亞、謝小津，攝影是曾念平，張藝謀、呂樂、侯詠是副攝影，美術則是馮小寧，當時這幾個好哥們稱自己是“八條漢子”。這部影片雖然算是一部實習作品，但與一般作業不同的是它同時也是兒影廠列入生產任務的第一部正式影片，而且要公映，機會十分難得，當時許多同學都羨慕得要命。有意思的是，影片開拍前，召集大家給劇本提意見，還沒等制片發話，張藝謀、呂樂、侯詠就開始各抒己見，北影廠攝制部門的人都懵了，從沒看過一個電影的攝影助理唱主角的，田壯壯把哥幾個叫到屋里，告訴他們，這是電影廠，不是電影學院，以后有話要在底下說。哥幾個剛開始還不太理解，拍到后面就都各司其職了。即使收斂了很多，但在《紅象》中的攝影部分還是能夠看到很多“不尋常”，那時張藝謀的主要理論就是要打破常規拍攝的方法，如采用不完整構圖，他也在盡量說服大家做這樣的嘗試，所以《紅象》中有一部分已經帶有《一個和八個》的影子，只是沒有引起注意而已。
《紅象》拍攝完送到玉泉山請胡耀邦、胡喬木、胡繩等審看，觀后胡耀邦表示，《紅象》有些浪漫色彩。影片上映后，電影學院則是呼聲一片，“78班”這一屆同學的名字第一次被打到銀幕上，這是集體榮耀。比較同時期的影片，它有明顯的不同：對非職業演員的運用，攝影光線的真實感以及明暗線條的處理等，單從技術角度而言，這部影片的攝影限于當時的條件肯定是粗糙的；但從攝影觀念和電影語言來看，《紅象》應該是中國電影在經過“文革”十年的壓抑后，第一次系統而大膽地進行了全新的嘗試，雖然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卻給了這樣一群年輕人實現觀念變革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