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而深邃的“底色”
這不是蛐蛐叫，這是愛的呼喚，情的吟唱，在一百多個漫漫長夜里，它以它的微弱、飄渺反襯了遠方B-52轟炸的驚天巨響；但它也以它的堅韌、執(zhí)著，穿越千山萬水，穿越不同族群，直抵人心，直達永遠……
《底色》立體書影
徐懷中
1929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鄲市。1941年考入太行中學，1945年2月參加第十八集團軍總部前線劇團，從事美術宣傳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1958年調解放軍報社任編輯、記者，1963年調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任專業(yè)創(chuàng)作員。“文革”中下放昆明軍區(qū)，1978年調八一電影廠任編劇，1984年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1985年任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部長，少將軍銜。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八、第九屆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1954年開始發(fā)表作品，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說《地上的長虹》、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中短篇小說集《沒有翅膀的天使》《徐懷中小說選》《徐懷中代表作》等。短篇小說《西線軼事》獲第二屆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第一屆解放軍文藝獎一等獎。
在越南采訪期間，當?shù)厝罕姙樾鞈阎欣戆l(fā)
徐懷中（右）與“中國作家記者組”領隊阮玉林合影
“中國作家記者組”與接受采訪的越南女子合影，后排中間者為徐懷中
近30年前——大約是在1984年、1985年的冬春之際吧，我們解放軍藝術學院首屆文學系在主任徐懷中先生的帶領下，呈風生水起、蜻蜓舞荷之勢，推出了“35個文學的夢”，而文學系也因此異軍突起為新時期文學重鎮(zhèn)，為軍內外矚目。
雖然徐主任自創(chuàng)辦到離開文學系，只帶了我們一年多，但卻由此開創(chuàng)了新時期軍旅文學的新生面，藉此改變了我們很多人的命運。大家一直稱呼先生為主任，一是為保持當年的那份敬重和親切，二也是以作先生的弟子引為自豪。近30年來，除了拜年拜節(jié)，平時偶通音問大都跟文學有關。由此我也知道，先生心中的文學夢想也始終不能釋懷。聽說先生擬以親身經歷為線索創(chuàng)作一部反映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長篇小說。以先生的手眼，那該是一個令人期待的誘惑。
殊不料，新世紀之交，年屆70的徐主任，突然先后在《人民文學》發(fā)表了《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和《或許你曾見到過日出》兩個短篇小說。前者風格奇詭，若說是先鋒，但語詞地道，簡約凝練，一派現(xiàn)實主義作風。但若說是傳統(tǒng)，情節(jié)結構又出神入化毫無邏輯。后者則自然平淡到極點，直接運用談話口吻，流暢樸實，與前者面貌又是大不同。二者相繼問世，看作者的名字標在上面，讓人大呼意外，似乎絕對不可能是出自徐懷中手筆。
一晃又過了12年。去年春上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先生捎過來的一個大信封，拆開一看，竟是一部自己裝訂的沉甸甸的大書。粉綠色的封面，中央凸顯一小塊深藍，鑲嵌兩個仿宋字《底色》，左上角標出“非虛構”，右下角署名：徐懷中。一時我不禁大喜，心想這就是那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長篇吧！用手摩挲了一會兒，我才掀開封面，不料扉頁上赫然寫著熟悉的工整老辣的先生親筆：
向前：
1965年冬—次年春，我從金邊秘密進入越南南方，經歷了四個多月戰(zhàn)地生活，一直延誤至今，才寫出這么薄薄的一本小書。請你抽空看一下，提出修改意見。
增湘問候聚寧。
徐懷中
五月七日
親切和信任夾帶著幾分驚喜，先生竟然還有這么一段戰(zhàn)地生涯！而且悄沒聲就這么寫出來了。我信手往下翻，先是于增湘老師（徐主任夫人，筆者注）的序，書信體，一起手就說：“你到越南南方去了，沒有等到你回來，我又要走了，參加‘四清’工作團，到陜西千陽縣農村去……”娓娓道來，如寫家信，如嘮家常。我竟將序言跳過去了，急于要見識這部長篇的“廬山真面目”。
第一章第一節(jié)第一個自然段云：
“增湘翻開古琴譜，在練習《山居吟》，這是廣陵派代表作，她最喜歡彈的。等她停下來，我才提出一個小小的請求：勞您的大駕，給我這本小冊子寫一篇序言。約請別人，都不及你來寫更合適，這一項光榮使命，只能是歷史性地落在你的肩上了。”
看著新鮮，更加著急，又一下子跳到第二節(jié)，云：
“圍棋有‘打譜’一說，對照著棋譜，把前人有名的棋譜一著一著擺下來，悉心捕捉盤面上此消彼長的每一個玄機，以觸發(fā)自己的靈感，‘搜羅鬼神聚胸臆，措致山河入范圍’。至今，棋壇多少高手，仍拿越南戰(zhàn)爭來‘打譜’。”
翻到這里，我心說，有了。到底是大家啊！回憶戰(zhàn)爭，卻從古琴、圍棋入手，從容不迫，言遠旨近，作為當年越戰(zhàn)的親歷者，先生既是拿越戰(zhàn)來“打譜”，更是拿越戰(zhàn)來“復盤”。所不同的是，“40多個年頭過去。回眸之下，正可以隨手觸摸時空的縱深，俯拾多少流云逝水，物是人非，欲說還休”。
于是，我慢慢從頭看起，每天只看三兩章，讀到會心處，不禁莞爾，或折角以記，或圈點作標，盡情在先生新作中沉浸或遨游，就像品咂一壺上好的金駿眉，細飲慢啜，體會回味綿長，齒頰留香，把一個閱讀的過程變成一個享受的過程。
約摸10天過后，先生來電話了，少有地主動問起了我閱讀進展如何，我就像跟老師匯報作業(yè)一樣，如實地談了我的閱讀感受。電話中聽得出先生心情大好，對我的心得亦多認同，遂又就出版意向征詢我的意見，我毫不猶豫地推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并隨即聯(lián)系了老朋友，時任社長的潘凱雄先生。
一晃半年過去了。不成想，先生又突然來電，說起書稿已進入排版后期，又補充了約80幅照片。最后問道，向前，你那個評論寫得怎么樣了？啊？我說還沒寫呢，不是等書出來后再寫書評嗎？不，向前，我希望有你這篇文章一同拿出來，你讀書稿讀得仔細，作為一篇跋文，對讀者了解此書會有所幫助。我有點誠惶誠恐，這樣怕不合適吧？但聽得出，先生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恭敬不如從命！
好！讓我們回到文本。我從頭到尾把《底色》又重溫了一遍，更印證了初次閱讀的基本感受，現(xiàn)如實記下，就算是再完成老師布置的一次作業(yè)吧。
第一，就題材而言，《底色》是近50年前“中國作家記者組”組長徐懷中率組在越南南方戰(zhàn)地采訪的一部“戰(zhàn)地日記”，彌足珍貴。可以說，新中國自朝鮮戰(zhàn)爭以后，中國作家深入戰(zhàn)場之久（長達4個多月），歷經炮火之險（何況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美軍炮火，比朝鮮戰(zhàn)爭又要強大猛烈得多），恐怕無出其右者。它真實地記錄了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一個中國軍人作家、記者的思想、情感和心態(tài)。書中多次提及與“死神”擦肩而過的歷險。譬如：1965年12月7日拂曉時分，先生剛熬夜趕完一長篇通訊，正在睡夢中，即被B-52轟炸機的近距離炸彈給“掀”起來了，“大地從深處發(fā)出震動，天空像是不斷地被撕裂”。B-52機群投彈轟炸，“如同一支農機隊在翻耕土地，前面拖拉機手開出犂溝，后面的犂鏵緊挨著一趟一趟翻耕過去，不會遺漏下一片生土”。越南同志常開玩笑說：“但愿我們別中了頭彩。”有誰趕得巧，正在轟炸目標范圍區(qū)以內，叫作“中了頭彩”。玩笑后面，掩飾了一種聽天由命的無奈或樂觀；但先生的回答是冷靜、理性的：“中了頭彩，那就當真是中了頭彩，萬事大吉，沒有話說。”再譬如：1966年1月美軍的立體化大掃蕩，先生多次預想著不可避免的近距離遭遇戰(zhàn)：“我對自己的戰(zhàn)斗經驗很有自信，使用手槍不大靈光，也還行。從西寧出發(fā)前搞了一次實彈射擊，我捉摸到了，這支‘五四式’有一點‘頭沉’，槍口往下栽，擊發(fā)感覺略略上抬一點正好。短兵相接，持續(xù)不了多長時間，我有14發(fā)子彈，足可以應酬下來。”兩處都沒有熱血沸騰，更沒有豪言壯語，但恰恰是語氣平靜、心態(tài)淡定，才更見出“每臨大事有靜氣”的大將風范。底氣就是一個中國老兵（先生時年35歲，卻是從太行山、大別山戰(zhàn)火淬煉中成長起來的擁有20年軍旅生涯的資深記者）的戰(zhàn)爭經驗和革命意志，真正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從容。這其實是當時能否敢于并樂于臨危授命的先決條件。
先生慷慨前驅，交出了一份從解放戰(zhàn)爭延續(xù)而來的戰(zhàn)地創(chuàng)作與采訪的優(yōu)秀答卷。在炮火硝煙的考驗中，他成功采訪了上至南方最高軍事指揮員阮志清大將、第四軍區(qū)司令員三庭、南方總部副司令員三姐，下至珠姐、娟姐、六姐阮光化、阮文龜、阮氏梅等若干英雄人物，栩栩如生、活靈活現(xiàn)。還濃墨重彩描繪了“卡德號”航母之役、布林克飯店之炸、公理橋襲擊之憾等重大事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飛機不斷轟炸下執(zhí)筆寫出了長篇通訊《堅貞不屈的女英雄——阮氏珠》，在1966年3月3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刊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用越語全文播發(fā)，激越的聲音連日回蕩在越南南方的上空。“作為一名戰(zhàn)地記者，還想要什么呢？”
第二，就文體特征而言，《底色》是小說家徐懷中先生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慮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體寫作，別開生面。素材“非虛構”，但寫法卻融小說、散文、通訊、政論于一體，底蘊卻又是長期的知識儲備、文化修養(yǎng)和戰(zhàn)爭思考，因此，它所呈現(xiàn)出來的風貌迥異于此前我們常見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乃至“非虛構”之種種，別出手眼而又渾然天成。比如開篇以古琴曲《山居吟》切入，猶如“錚”地一聲，定下了全篇古雅高致的格調，透出了一股濃郁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芬芳。而后真正統(tǒng)攝結構全篇的卻是“棋理”——“略觀圍棋，法用于兵”。文中多次引用棋理經典，如開篇不久即以棋理談越戰(zhàn)：
“清《秋堂對弈歌》序文中有一段文字，論述某國手的棋風，‘布局投子，初似草草，絕不經意。乃至合圍討劫，出生入死之際，一著落枰中，瓦礫沙蟲盡變?yōu)轱L雨雷電，而全局遂獲大勝。’棋家的這一段評語，很像是超前了340多年，為越戰(zhàn)下了一個絕好的注腳。確乎如此，越南南方抗美戰(zhàn)爭，初看上去布局是那么淺近易解，很不起眼，但一盤棋下來，人們無不拍案叫絕，冠名以‘越南流’，奉為經典。”
快終篇時，先生又從《棋經十三篇》引出毛澤東“小球轉動大球”這一著棋：“一子投下，竟如此妙入精微，如此奇崛不凡，如此高深遠到。從‘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中美兩家歷來是針尖對麥芒，栽刺兒栽刺兒，栽出一朵花來了。除去中南海菊香書屋主人，換了另外任何一個人，想都不敢朝這一方面去想。與新中國不共戴天的頭一號大敵交好聯(lián)姻，罪莫大焉！”
盡管先生常常自謙不擅黃鐘大呂，只能寫點“趣聞軼事”，但觀上述兩例，先生以棋觀戰(zhàn)，化戰(zhàn)為棋，紋枰對坐，舉重若輕。正是高屋建瓴，目光縱橫，議論風生，不經意間泄露出了先生作為老報人、大記者的“宇宙流”思維和手眼。
當然，光有這一面也還不是徐懷中，他的“大局觀”在這里只是“偶爾露崢嶸”，他更擅長的還是空靈飄逸的“小飛”甚至細微縝密的“官子”。比如他感慨“牛坑”因在敵“自由射擊區(qū)”里生活節(jié)奏經常面臨炮火的嚴酷時說：“把這種特定的生活節(jié)奏換算一下，恰似中國京劇曲牌中的‘西皮搖板’。這個板式的特點是，胡琴拉得飛快，緊張疾促的節(jié)奏催得人喘不過氣來。‘角兒’不管那個，由著自己來，想什么時候張口就什么時候張口，該怎么唱自管怎么唱，唱腔和胡琴似乎完全不搭界，京劇術語這叫做‘緊拉慢唱’。牛坑隨時處于空襲和炮擊嚴密封鎖之下，人們從不違誤農時，從不耽誤家務，那樣堅毅而從容，那樣心定而神閑，當一回事不當一回事的，一年到頭‘緊拉慢唱’的居家過日子。”你看，這又扯上了京劇，且夾喻夾敘夾議，悠然中藏著活潑，神韻盡出矣。
第三，就語言風格而言，《底色》的總體基調更偏于小說，細節(jié)扎實，妙喻傳神。雖說“跨文體”，但先生的當行本色或看家本領畢竟還是小說。何況，作品中融進了作家深切的戰(zhàn)爭體驗、心理感受和情感記憶，它是更加人性的、人本的、也是更加小說的。囿于篇幅，這里只以細節(jié)和比喻為例，略作論證。
先說細節(jié)。人們現(xiàn)在都說“細節(jié)決定成敗”，其實，小說中的細節(jié)更是決定人物的特點、個性是否鮮明、豐滿。比如先生觀察欣賞演出中的南方部隊副司令三姐——“像一個嬰兒，止不住格格格格地笑。照身份來說，如此前仰后合開心地大笑，很不合適的，她不管這個。農村婦女們看戲看電影，總是這么前仰后合開心地大笑，雖是當了副司令，該怎么著還是怎么著。她脫掉了抗戰(zhàn)鞋，兩腳踩在前面的小方凳上，光著腳丫子來欣賞節(jié)目，自由自在慣了，她改不了。”一是嬰兒般地笑，二是光著腳丫子看戲，兩個細節(jié)勝過千言萬語，三姐其人呼之欲出。
再比如作家眼中的“六姐”，突然得到音訊久違的作曲家丈夫的一張“歌篇”時——“女軍醫(yī)小心翼翼地雙手接過歌篇，隨即騰出一只手，一再梳理她的長發(fā)，又倒換了另一只手梳理著。仿佛她立即就可以見到作曲家本人了，利用最后的一點時間修飾一下自己。”雙手鄭重接過歌篇，然后雙手下意識地倒換著梳理頭發(fā)，壓抑的思念、熾熱的情感、愛美的天性等等，都在這無聲的畫面中凸顯、定格。說到“愛美天性”，作家還注意到一個群體細節(jié)——“越南婦女習慣干凈，不能忍受帶著什么不潔，帶著一天的汗氣就睡下了。看電影耽誤了，已經是深夜，還一定要下河凈一凈身體，她們全然不理會正在打仗，不肯稍稍降低女人們的衛(wèi)生要求”。讀到這里，我不禁莞爾，倏然想起先生名篇《西線軼事》的結句：“人們說，941部隊招女兵，盡是要長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
再說比喻。譬如開篇，交待時代背景時這樣寫道：“上世紀下半葉，世界進入到了以意識形態(tài)為分野的一個兩極對峙的‘冷戰(zhàn)’冰河期。越南戰(zhàn)爭，便是套種在‘冷戰(zhàn)’格局中的一場局部‘熱戰(zhàn)’；恰如玉米地作興套種豆角，高粱地里適宜套種倭瓜。越南這片焦土上，實際上撒播的是中、美、蘇彼此牽制激烈競逐的火種；而這個等邊大三角的一垅一畦間，又生發(fā)出了中、蘇、越三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一場錯綜復雜的‘內部游戲’。”又譬如調侃約翰遜這一段——“約翰遜總統(tǒng)不屑地稱越南是‘光屁股的四等小國’，話尖刻到不能再尖刻了。別人張狂猶可，你約大總統(tǒng)應該有所保留。你在‘客場’打比賽，話說得太滿，萬一輸了棋，全世界不免要拿你尋開心。棋局終了，果然美國中盤告負，哈哈，一個四等小國的手下敗將！”
以上兩例，均是以小（種菜、下棋）喻大（世界格局），舉重若輕，但恰切生動而又綿里藏針，眼光老辣，思路奇譎。再聯(lián)想到前面引用的“西皮搖板”之喻，我覺得“徐氏比喻”的特點是生活化、通俗化、口語化而又不乏幽默和情趣。于此，我聯(lián)想起比喻大師錢鐘書先生的《圍城》，其中確實充滿奇警、高雅、新異乃至生僻、刁鉆的比喻，讓人嘆服。但也不免“炫技”和“掉書袋”之譏。錢先生的底子是學問和知識，而“徐氏比喻”則主要來自生活經驗和人生智慧，因此也更接地氣，更有人間煙火味，至少我覺得更親切。由此我又想起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關于經濟問題的講話中，突然插了一段文章的做法——
“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朱自清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他的文章寫得好，但是有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話是口語，魯迅的雜感，你看那個《阿Q正傳》，不是口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什么‘兒子打老子’之類，都是口語。”
毛澤東是文章大家，他向來主張文章要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要具有“民族風格”、“中國氣派”。我想先生是深諳其中三昧的。
第四，就主題而言，《底色》以戰(zhàn)爭來反觀和彰顯人性，睿智、通達、深刻、犀利。《底色》是什么的“底色”？是半個世紀前“越共”的“底色”？還是30多年前《西線軼事》的“底色”？是戰(zhàn)爭的“底色”？還是人性的“底色”？正因為有了難得的從“抗美援越”到“對越還擊”的兩次參戰(zhàn)經歷和換位思考，加上近半個世紀的時空距離，先生獲得了“在以往戰(zhàn)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內心體驗，一些深思與明悟”。以至在第35章中，借激賞“世界上最偉大的戰(zhàn)地攝影記者”卡帕而直抒胸臆：“他總是在著意捕捉戰(zhàn)爭中人物行為稍縱即逝的動感影像，將人在生死交替的一瞬間定格為永恒……他攝取到的是人類戰(zhàn)爭的底色，他留給世界的是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實則，卡帕是以無聲的語言在向世界發(fā)出警告，他祈望出現(xiàn)在他鏡頭下的種種慘象不至于無休無止地一再重演。我很悲觀，卡帕和他的同道苦苦追求，終將會得到收獲嗎？怕也只能是徒然付之東流。”
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認同“悲觀”的：“一部戰(zhàn)爭史表明，往往講不清楚究竟為的什么，兩國間或是多國之間，禁不住會妄動干戈。天下興亡系于一身的最高決策者們，即或是多么偉大英明，也不免在此留下敗筆。”
信然。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先生在更大程度上是堅持樂觀的。他在“后記”中通過一個越南女俘給我方衛(wèi)生員字條傳情的故事，得出的結論是：僅憑一片傾慕之情，就足以抵消了國家動員令！
先生由是總結道：“人的‘純粹’感情屬于天性，因為屬于天性，‘黃河之水天上來’，不是任何戰(zhàn)爭力量所能阻隔、所能改變得了的。我們這個世界戰(zhàn)爭爆發(fā)頻率居高不下，若非如此，人類繁衍生息的一條長河豈不早已經斷流了嗎？”
當然不！正因為人性屬于天性，她是永遠向著真、善、美的，永遠向著愛的，她是永遠不可戰(zhàn)勝的。而戰(zhàn)爭這根試管或者顯影劑，只是使人性更加閃射出璀璨奪目的光芒。回顧先生一路走來，穿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從《我們播種愛情》《無情的情人》一直到《西線軼事》，不都是在高擎著人性的火炬，英勇無畏地前行嗎？
剛拿到《底色》，竟然先跳過了序言。待讀到最末一章，再返觀于增湘老師的序文，這才恍然發(fā)現(xiàn)，原來這并非通常意義上的一篇序言，而是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渾然一體不可分割，序文與全書結尾是一個多么精妙的呼應啊。那“令令令令……”的蛐蛐叫聲，在當年“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于先生聽來，“特別微弱，又特別清晰，很有一種神秘的意味。這聲音在蕩漾著我，浮載著我，我想象著，這是你從越南南方發(fā)送過來的宇宙信息，向妻子報一個平安……真是難以想象，沒有那些蛐蛐，沒有米粒兒撒落在青石板上的那種聲音蕩漾著我，浮載著我，真不知道怎樣才能熬過那些不眠之夜”。
這不是蛐蛐叫，這是愛的呼喚，情的吟唱，在一百多個漫漫長夜里，它以它的微弱、飄渺反襯了遠方B-52轟炸的驚天巨響；但它也以它的堅韌、執(zhí)著，穿越千山萬水，穿越不同族群，直抵人心，直達永遠……
（編輯：競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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