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2年3月起，本版開辟了“聚焦‘作家群’”欄目，系列文章以地域為坐標，梳理了當前文學界的重要作家群體，闡述了各自的創作特色和影響力，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反映出當前文學創作的整體風貌，至今已經刊出了12篇。6月30日，由本報文藝部牽頭主辦的“作家群現象研討會”在江西省贛州市舉行，與會專家學者就“作家群現象”的生成機制、歷史地位、文化價值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本版從今日起以“‘作家群現象’筆談”為總題，陸續刊登與會者的書面發言和會外評論家的呼應文章，敬請關注。

　　文學與地域的關系，應該說從《詩經》就已經存在，比如其中的十五國風。古代文學的經典文獻也多有對文學與地域關系的看法。但是系統的文學地域性研究，大概始于清代。普遍的看法是始于1905年劉師培發表的《南北文學不同論》。他從多個方面論述了南北文學的差異，并揭示了地域因素對文學的影響。后來梁啟超率先提出了“文學地理”這一概念，與今天的“文學地域性”有通約關系。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中說：“風土與住民有密切的關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國文學各有特色，就是一國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顯出一種不同的風格，譬如法國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與北法蘭西便有不同，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土當然更是如此。”當然，周作人強調地方與文藝的關系，更重要的是要改變他認為那一時代的文風，即“喜歡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麗而空虛的理論里”，他希望作家“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了他的脈搏，表現在文字上”。

　　后來新文學的研究，由于百年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更多地是消長起伏于啟蒙、救亡或“雙重變奏”的描述中。而關于現代文學的作家以南方為主、當代文學的作家以北方為主等看法的提出，背后隱含的是革命歷史敘事與作家群體關系的變化，其訴求是文學話語領導權的更替，大概與今天談論的話題不是一回事。后來被文學史家概括出的“山藥蛋派”、“荷花淀派”雖然與“流派”無關，但卻與現在討論的問題有相關性。

　　1986年，金克木發表《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一文。他認為：“地理不只是指地區，而是兼指自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文藝也要包括作者、作品、風格、主題、讀者（如作序跋者、評點者、收藏者等）、傳播者（如說話人、刻書人、演員等）。”他進一步提出：“不妨設想這種地域學研究可能有的四個方面：一是分布，二是軌跡，三是定點，四是播散。還可以有其他研究。”

　　在許多學者共同關注和呼吁下，2011年11月，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廣州大學中文系在南昌聯合舉行了“中國首屆文學地理學暨宋代文學地理研討會”，首次明確界定文學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研究對象、研究任務及研究意義。來自全國各社會科學院和高等院校的60余名專家學者聯名倡議成立“中國文學地理學學會”。這次會議標志著文學地理學作為新興學科得到學術界的正式認同，也標志著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建設從此進入一個新的、自覺的階段。

　　但是，必須承認，對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更多的是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這一情況與古代的社會形態，以及古代文學的生產、交流、傳播方式等有關。比如，古代的文人群體、文學流派的產生與傳承等，大多以地域為基礎。如“三蘇”、“常州詞派”、“桐城派”、“蘇州作家群”等。梁啟超以唐朝為界，認為唐以前地理是重要的因素，甚至起著決定性作用。但唐代以后，“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唐以后尚且如此，進入現代以后，作家群體、文學流派基本上是以媒體為基礎的。比如“新青年派”、“新月派”、“學衡派”、“甲寅派”、“現代評論派”、“語絲派”等。用地域表達流派的方法雖然仍還存在，比如“京派”、“海派”等，但已逐漸式微也是不爭的事實。

　　1949年以后，學界鮮有“流派”說，這與具體的歷史語境有關。當代文學界關于文學與地域關系研究的再度興起，是“尋根文學”的出現。一時間里，“吳越文化”、“巴蜀文化”、“商州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葛川江文化”、“齊魯文化”、“東北文化”等逐一被提出，各種文化都旗幟鮮明，但似乎又面目不清。這一情況與“尋根文學”時代的文學訴求有關——經受過西方“現代派文學”洗禮的中國文學界意識到，中國文學如果一味跟隨西方文學是沒有出路的，中國文學如果要走向世界，必須書寫中國經驗，必須讓中國本土文化元素成為主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口號，在那一時代顯得格外激動人心。但事實上，中國文學被西方文學認同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承認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莫言的獲獎與他取得的成就有關，同時與西方社會冷戰思維的終結大有關系。

　　文學與地域的關系，即便進入現代仍然非常重要。比如沈從文與楚地，老舍與北京，趙樹理與三晉，張愛玲與上海，柳青、路遙、賈平凹、陳忠實與陜秦，蕭紅、蕭軍、端木蕻良與東北等。但是，當代文學研究文學與地域關系的時候，還多限于風土人情、地貌風物、方言俚語等表面性的特征。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也曾注意到俄羅斯地理環境與俄羅斯的人文關系。他說：遼闊的俄羅斯空間是俄羅斯歷史的地理動因，“這些空間本身就是俄羅斯命運的內在的、精神的事實。這是俄羅斯靈魂的地理學。”在這一點上應該說，我們研究的意識里還遠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地域與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有著最為重要也最為密切的關系，因此也應該是文學與地域關系研究的出發點和關注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文學與地域關系的同時，必須意識到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的變化。或者說，全球化語境和傳媒的發達，使地域文化的封閉性成為不可能。各種文化的交匯、交融以及沖突、矛盾成為今天文化環境最重要的特征。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作家的創作，在繼承自己民族文學傳統的同時，也會受到時代精神的影響或左右；對其他民族優秀文學的學習、借鑒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莫言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他小說的基本生活元素來自于他的高密東北鄉，他的語言和其他文化元素與他的家鄉有不能分割的關系。但是，他受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深刻影響也是基本事實。后來莫言在論及城市與鄉村關系時也表示：“對城市文學的定義應該更寬泛。現在很難說一部作品究竟是城市文學還是鄉村文學，比如我最新的長篇小說《蛙》，前半部分的故事盡管發生在農村，但小說的結尾部分所描寫的場景已經是城市的氣象。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說，感受特別明顯，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是恨不能把所有城市變成農村，現在的中國是恨不能把所有農村變為城市，所有農民都想變成市民。我想說的是，一個農民工眼里也可以看到上海美麗的夜色，同時也能看到城市的角角落落，他把他看到的一切寫下來，如果達到文學的標準，同樣屬于城市文學的范疇，不能因為寫作者出身農村，就不算是城市文學。好的文學是不分城市還是鄉村的，也應該是不分城市作家還是鄉村作家的。”因此，在強調文學與地域關系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時代條件的因素。

　　法國思想家丹納在《英國文學史》中最早提出了文學發展的“種族、環境、時代”的三動因說。在《藝術哲學》中又作了更具體、透徹的解釋。丹納的三動因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后來的學者在他的基礎上不斷地產生新說。這一元理論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尤其是在強勢文化試圖覆蓋全球，文化同質化的速度不斷加劇的今天，地方性經驗、少數民族文化、弱勢地區文化等，正在受到現代文明的不斷蠶食。而那些瀕于消失的文化經驗，在這樣的時代顯得尤其重要。因為往往有這樣一種情形：弱勢文化地區為了突顯他們的“現代”，便有意遮蔽起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對表達“現代”的文化符號更有熱情。

　　美國人類學家阿爾君·阿帕杜萊在轉述一位學者的一次亞洲之行時說，這位學者“描述的菲律賓人對美國流行音樂不可思議的愛好和共鳴，就是那種‘超現實的’全球文化的一幅活生生的寫照，因為在菲律賓演唱美國流行歌曲之普及，演唱風格之惟妙惟肖，較諸今日的美國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似乎整個國家都會模仿肯尼·羅杰斯和萊儂姐妹，就好像它是一個巨大的亞洲莫頓合唱團。然而，要想描述這樣的情境，美國化（Americannization）無疑是一個蒼白的字眼，因為菲律賓人唱美國歌（大多數是舊歌）固然又多又好，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他們的生活在其他方面和產生這些歌曲的那個相關世界并非處于完全的共時狀態。”時至今日，這一狀況在文化落后地區不僅難以改變，而且有可能愈演愈烈。

　　同時，我們還不時聽到關于“祛地域性”的呼吁。這一呼吁認為，對地域性的強調將使文學作品不斷地趨于“趨同化”或同質化，而過去那些曾經以地域性特色聞名的作家群體的創作，地域性特色正在淡化和消失。但是，對地域文化，特別是那些邊緣性的地域文化，強調它們的重要性是極其必要的。這是在全球化時代實現文化多樣性、豐富性的前提。而對于文學來說尤其如此。

　　在歷史學科里有歷史地理，語言學有語言地理（方言研究），軍事學有軍事地理，經濟學有經濟地理等，中國當代文學，同樣有必要建立一門中國當代文學地理研究方向。這不是牽強附會或簡單的比附心理，只是因為當代文學學科的發展如期而至地到了這樣的時刻。（作者為沈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