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戲論”藝術人生
黃永玉“戲論”藝術人生
“別太認真看待我的畫，我的畫一點兒不嚴肅”
黃永玉觀看自己的畫作
這幾天，“黃永玉九十畫展”在國家博物館展出。8月26日，剛舉辦過90歲生日會的黃永玉親臨展覽現場，細細觀摩了自己的作品后，與大家一起暢論了它們背后的故事，以及多年來的人生感悟，一句“別太認真看待我的畫，我的畫一點兒不嚴肅”奠定了話題論調。
論意義：老先生走進展廳時可謂健步如飛，引來很多人驚詫發問“那是黃老嗎”？展廳中的老先生一張張看得很仔細，他說：“開展那天人太多，沒有好好看。”有時邊看還邊自語道：“我畫過這張嗎？”
畫畫應該開心、過癮，一般來講，我畫畫就是為了快樂、為了開心，實際上任何文化活動都是開心的，比如說寫悲劇，那個作者本人也是開心的，他不可能一邊流眼淚一邊寫，他控制這個作品，有創作的需求，畫畫也是一樣。我這個人也沒有念過什么書，也沒有正式地學習過，受過什么教育，所以我的這些畫畫技能都是撿來的，東揀一點，西揀一點。要問最近我畫得開心的畫，我張張都開心，只有好與不好的區別。有的畫掛出來我才知道原來我畫過這張畫、畫過那張畫。我天天畫，記不得，人家問我說你有什么代表作，我說什么代表作，我天天畫有什么代表作？有的人多少年畫一張畫，那才是代表作。
一般來講，我不像有些很嚴肅的同志，我這個人生下來就不怎么嚴肅，一起床，不太討論今天生活的意義，腳一下地，穿上鞋，主要就是想今天作品寫什么、怎么寫，畫畫怎么畫，沒有考慮這些東西莊嚴的意義，一天到晚都是意義，不太好過日子。
我這輩子沒有講意義，所以我就很難談到我要達到什么。我要是死了以后，好朋友送到火葬場，把我燒成灰，別人就回來，喝杯咖啡算了，不要什么箱子裝骨灰，什么道理呢？作品也一樣，能留就留，不能留就別留了。活著的時候就好好地工作，工作可能白干沒有價值，也可能有點價值，不要把自己的意義看得太大，我感覺我們活著有意思、有趣就成了，這輩子不是弄得很慘就可以了。
論創作：在第三展廳中，懸掛著老先生一個月前才創作完成的最新作品《白描荷花》，素雅的基調、丈二的尺幅，煞是惹眼，這張用4天時間畫出來的畫，可謂老先生的“健康體檢表”。
我為什么要畫荷花？其實很簡單，就是熟悉它而已。小時候，我外婆家里荷花特別多，到了后來“文革”的時候，要了一張一丈二那么大的紙，用厚紙把它卷起來，騎車子到圓明園那一帶畫荷花，為了逃避緊張的空氣。還有一個是，荷花跟別的花不一樣，有花、有葉子，還有底下的桿，有空間關系，所以，從第一張畫到第二張畫再到第三張畫，都是技巧到技巧的表現，覺得這方面的探索比較多。還有呢，就是朋友、熟人、社會上都喜歡我這方面的作品，沒有什么深刻的道理。
我每天不一樣，今天畫油畫，明天水彩，后天雕塑，都是藝術創作，有的事情畫畫解決不了，要用雕塑來解決，要用文字來解決。我不是正常培養的人，懂得比較多，就不受限制，學校培養的人，有系統、有修養，缺點是動不動就講系統，美術學院就講素描、講色彩，國畫一天到晚講筆墨。不是不好，是你得有發展才行，不是變化創新，而是要用另外的腦子來領導你的技能，領導的本事沒有，空有技巧，就不好了。
我有一個想法，文化活動包括畫展，多少年來形成了一個老習慣，書法就寫一寫古代詩人名家的語言，畫畫就畫某一種畫。我常開玩笑說，孔夫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畫的題材也是一樣，我更熟悉下層生活、最底層的生活，懂得他們的一些思維、語言，我希望展覽會上不是老用古人的話和詩詞，要在盡可能的范圍里面，寫一點自己覺得開心的話。
論生活：雖然有點耳背，但是老先生思維依然敏捷，說話幽默、風趣、睿智。現在很多人都感到壓力很大，老先生卻仍保持著樂觀開朗的心態，用快樂對付煩惱，畫畫與大家分享，應是灑脫率直的個性使然。
在“文革”這么一個可怕的時代，我居然玩得挺好。人家問我為什么，我自己也想過，大概跟我的經歷有關。我們小時候在鳳凰，待兩天就看到一次殺頭，看殺頭已經看到了殺人的技巧有多高明的程度。到了抗戰八年，日本人在后面追，我們在前邊跑，飛機在炸、大炮在轟，死里逃生中度過的。12歲開始抗戰，到了20歲抗戰勝利，長大了，這些就是我們自己的本錢。解放以后，鍛煉了很多東西，所以我在“文革”的時候特別能說謊。有的同志很怕，規規矩矩的，從小到大，沒見過這些，膽子小，我見得太多了。拿破侖有一句話，“對待魔鬼要采取魔鬼的手段”。我從來是往好處想，樂觀、努力地去讓它變得正常，不正常也把它正常化。
一路走來好辛苦，因為沒有基礎，書也沒有讀好，打地基打得很不結實。當時是靠木刻培養自己，有很多老前輩幫助我，大概覺得我這個年輕人尤其可愛，所以愿意幫助我吧。我自己也勤奮、努力、正派，沒有去沾染那些不太好的東西。我的思想有點獨立，有點自己的看法。那時肚子餓也好，衣服破也好，也高傲，就是靠這個成長起來的。我留過好幾級，說了很多人都不信，上學的時間我干什么去了？看書！課堂上的東西有限。但現在不提倡年輕人像我這樣，那就害了他們，首先要打好基礎。
經歷過那么多時代，現在最好！因為日子過好了。那個時候十幾二十歲在上海，參加抗戰活動，那個年代很艱苦的，好不容易穿套西裝，被國民黨的水龍頭一沖，里面填充的草啊麻啊就散了，回來放火上一烤燒沒了。老同學在念大學，在復旦、在同濟，跑十幾二十幾里路去吃頓飯，然后再跑回來干活，刻木刻，自己拿錢，自己找木板，刻好交上去印傳單。
用不著紀念那些悲傷，干嘛要悲傷的負擔。年輕人要過他們的日子，為什么禮拜六、禮拜天要看《非誠勿擾》呢？就是這個道理，我要看他們是怎么對待世界的、怎么思考的。你不要替他們擔心，用你的角度來說這幫年輕人連什么人都忘了，世界就是這樣的，我們老年人也要學習認識年輕人。不過我這個人實在不行，很原始的，電腦、電話我也不會，人家問我我說我最擅長的就是手電筒，除了這個什么也不會，不會利用現代化的工具，用的話就是聽音樂的唱機，但是一個月沒回家了就需要重新學。
（編輯：單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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