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也走入一座荒蕪的城池——影片《一座城池》觀后
電影《一座城池》劇照
中秋節，由韓寒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一座城池》上映了。韓寒是比郭敬明更具爭議的明星作家，他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搬上大銀幕，其擁護者就是先天的受眾。韓寒卻在影片上映前發表微博撇清與電影《一座城池》的關系：他只是授予了導演孫渤涵《一座城池》小說的改編權，自己并沒有參與到影片的制作部分。同時韓寒含蓄地表示小說個人風格很重，改編成影視作品并不容易。
常規的敘事小說改編成電影已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何況《一座城池》是一部具有意識流特征的小說。電影《一座城池》通過黑色幽默、諷刺、冷笑話和文字游戲將兩個無所事事的大學肄業生的荒唐經歷夢囈似的連綴起來，以表現現實的荒誕、青春的迷茫和無所依托。這聽起來似乎有些“迷惘的一代”的意味，讓人不由得聯想到這一類型的經典電影如《逍遙騎士》 《猜火車》 《迷幻公園》等，那些叛逆期的頹唐、精神的空虛和無處逃離都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但故事情節異常薄弱的《一座城池》顯然不是我們預期的那樣。
回到最初的觀影體驗，影片開篇用了15分鐘的時間，以音配畫的形式，幾乎無對白地表現“我”和健叔投機倒把不務正業被大學開除，成為無業游民的過程。之后，因為一場意外的烏龍殺人事件，“我”和健叔開始了逃亡。兩人躲避到一座小城，終日游手好閑無所事事，想要改變現狀卻眼高手低永遠一事無成。影片以“我”作為第一人稱畫外音，講述的是健叔的故事，這是一個卓別林式的人物，總是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樣，滿身傷痕滿懷悲傷卻又那么格格不入，他游離于現實之外，漠視常規、自我催眠，沒有清晰的價值觀和善惡判斷。“我”和“健叔”一樣，都長相平庸、性格模糊、表情尷尬，“我們”可以是任何一個匆匆走過的行人，或者任何一個站在十字路口的茫然青年。“我”和健叔作為一個符號，代表著一部分“80后”的群體，他們被推向社會，卻游蕩在社會的邊緣，他們活在超乎現實的臆想狀態，成為現實的旁觀者和游戲者，不想參與也無力承擔社會責任。
影片結尾，“我”跟健叔去警察局自首，卻發現一年前的殺人事件只是自己臆想出來的。他們的逃亡似夢非夢，沒有意義。從逃離到自首，是主人公從自我放逐到自我釋放，從頹唐沉淪到自我解脫的過程，也是每一個青年成長中不可避免要經歷的過程，每個人年輕時都有一段荒誕的時光，每個人最終都要走出心中這座城池，回到現實生活。影片中，我和“健叔”的逃離從籃球場開始，結尾二人再次呆立在籃球場，相同的場景，相似的表情，正如人生的循環，無所謂開始也無所謂結束，他們走出一座城池，并不意味著迷茫的終結，等待他們的是下一座城池。
盡管導演運用了廣播劇、動畫、搖滾、MTV等各種特效、藝術形式進行拼貼、解構，著意表現影片的與眾不同和實驗性質，同時還啟用了房祖名、王太利作為主演，突出文藝與草根的雙重氣質，但是這部影片的問題仍是致命的。也許電影在最大限度上忠實于原著，但是卻看不到制作者對觀眾的誠意。一方面影片忽視敘事、堆砌情節、邏輯模糊、結構凌亂，另一方面，從毫無設計的鏡頭語言、粗糙低劣的影像表現，到貫穿始終的話嘮式旁白、錯字連篇的片尾字幕，這部影片的視聽語言簡陋稚嫩得就像是一部超長版的業余微電影。也許導演就是想用粗糲的影像表現和流水賬式的故事，來表現我們無法逃離的日復一日的生活，但他所呈現出的除了乏味還是乏味，影片所呈現的這座圍城，只浮于表面，即看不到內容又看不到深度，就像是從頭到尾只是做了一場毫無吸引力的行為藝術。
在一段關于電影《一座城池》的訪問中，導演孫渤涵表示，影片弱化敘事性的效果正是他所追求的：“我之前做舞臺劇，久之我對那種講究起承轉合的東西特別厭倦。我完全不想再做一個故事。 ”也許導演樂于向大眾表達自己，而不在意影片的商業性，但其結果就像是影片的主人公，從頭至尾都眼高手低不切實際，他們所謂的理想和目標最終都無法實現。或許身為“80后”的導演也處在自己的那座“四周荒蕪、內心恐懼”的城池之中吧。（王乙涵）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