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1914—）
原名于民，山東濰縣人。1938年后曾任延安《新中華報》記者，魯藝戲劇系教員，山東大學講師。自1947年從事專業創作和理論工作。著有電影劇本《橋》《趙一曼》《爐火正紅》等十部，長篇小說《第一個回合》《千里從軍行》《風雨入華年》，長篇報告文學《老孟泰的故事》《王秀蘭和姐妹們》，電影論文集《探索》《于敏散文集》及短篇小說、雜文等。譯有《巴甫洛甫》《論演員的工作》等。1979年任中國影協書記處書記、《電影藝術》主編。
為人生的文學，“左翼”文藝運動，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文藝整風，這是我自少年受陶冶的脈絡。可以說，奠定我的世界觀和文藝觀的基礎的是一九四二年的全黨整風和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的《講話》之成為經典，在于它運用唯物辯證法，從客觀實際出發，解決了當年關于文藝的重大原則問題，從而闡明了革命文藝的基本規律。所以我始終認為，掌握規律是文藝創作的根本。根深才能葉茂。同是良史之材，司馬遷之優于班固，重要的不只在于文詞的豐茂，敘事的波瀾，而在于思想品位，在于對人和事的洞察力，在于獨創精神。 ——于 敏
（寫于二○○三年出版的論文集《銀幕外的聲音》前言）
于敏編劇、王濱導演的《橋》是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
于敏編劇、沙蒙導演、石聯星主演的《趙一曼》1950年榮獲第五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演員獎
于敏不久前獲得金雞獎“終身成就獎”，在離休多年之后，又一次站在了舞臺的中央。由于患病，于敏未能親臨武漢，是兒子于中寧領的獎。當女兒于小燕把銅鑄的金雞獎杯送到于敏的床前，近來很少笑的于敏一下就笑了。女兒問他高興不高興，他說高興。
看到這個題目，讀者一定以為太嚴肅了。況且“同志”的稱謂已不流行。但是，中國電影家協會的人一直是這樣稱呼于敏的。當然，有人背后叫他“老于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影協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是被叫做某某同志的，一定是協會書記處一級的領導。這在當時是一種尊稱。其他人還沒有這樣的資格——年齡稍大的叫老張老李，或者直呼其名。去掉姓光叫名的，就顯得親切一些。
今年3月，中國文聯和中國影協剛剛給于敏慶祝了百歲華誕。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趙實親自登門祝賀。于敏執著而又頑強地走到了百歲的門檻。長命百歲是中國人的心愿。然而過去，人活七十尚且古來稀，百歲不過是夢想而已。現在，中國人的生活好了，壽命長了，七十早已不稀，但百歲還是不多的。在這個當口，金雞獎的創始人之一于敏又獲得了金雞獎頒發的“終身成就獎”，不但對他個人是積德果報的好事，就是在大家看來也是恰逢其時的德舉。
作為世紀老人，于敏的人生軌跡與中國現代歷史息息相關。
于敏1914年3月15日出生在山東省濰縣一個經濟殷實的家庭，在大海邊的煙臺度過童年、少年。他從小是一個聰慧、任性的孩子。他曾笑談，小時候已經挺大的了，但晚上不抓著“媽媽”（山東對乳房的說法）就睡不著。在他出生的四個多月后——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同年8月23日，日本以向德國宣戰之名，攻占了膠濟線，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借地，進而控制了山東省。并向袁世凱政府秘密提出了“二十一條”。
四年后的1918年11月11日，德國戰敗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戰勝國中國要求收回山東省，但被列強拒絕。由此導致在中華大地上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直接促使了兩年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大時代潮流漩渦中心的紛擾動蕩，即使沒給四歲的孩童留下印象，但卻不能不影響他此后的人生。
數不清的國恥日在幼小的心靈播下了仇恨外國列強的種子。博學強記的天賦又使他愛好文學。上小學剛剛認字，于敏就如饑似渴地讀遍了他所能得到的每一本中國文學名著和文學雜志。小學畢業后，家里把于敏送進教會辦的英語商業專科學校。不承想英語沒有把于敏培養成買辦型的商人，卻為他提供了接觸英美優秀文學、俄羅斯文學、蘇聯普羅文學的一扇窗子。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充分準備，為于敏后來走上文學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前幾年，我去于敏家，看到在沙發旁的茶幾上放著他正在閱讀的英文版《安娜·卡列琳娜》。我當時還覺得有些好笑，以為看列夫·托爾斯泰原著就應當讀俄文才對。看《于敏自傳》才知道，原來他年輕時就是通過英譯讀的托爾斯泰，由此也可見他的英文造詣之深。
1931年于敏17歲，遇到了國、家的兩大變故。在這一年，日本在沈陽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在國民政府命令“不抵抗”的情況下，輕而易舉地侵占了中國的東北三省。在這一年，于敏的父親丟掉了罐頭廠經理的飯碗，家庭的經濟立即陷入困頓。這對正在求學的于敏是一個重大的打擊。魯迅說，由小康陷入困頓的路途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于敏一定有同感。
于敏中斷學業，從事外貿商業。每年六百塊銀元的收入使全家的生活得以安穩，但書中的革命召喚卻時時嚙噬著于敏的心。為了不做“羅亭”，他下狠心拋棄金碗，走“為人生而革命”之路，到上海投奔已在電影界立足的同學、好友王濱。注定了此后只能過拮據的生活。
在于敏和王濱的亭子間里，又住進了硬派小生田方，他們之間的關系有點像“三劍客”或“桃園三結義”，友誼持續了一生。就好像冥冥中有命運的安排，他們三人此后的人生軌跡有很多相同之處，在上海同甘共苦，抗戰初期都參加革命，都加入中國共產黨，都來到了延安，都工作在魯迅藝術學院實驗劇團，解放戰爭時期都來到東北電影制片廠，新中國成立后都為新中國電影作出很大貢獻。同時，他們從事的行當又有所不同，分別涉獵了電影的五個關鍵崗位——編劇、導演、表演、管理、評論。
王濱原來是演員，因牙病破相后改做導演。他在延安領導創作了歌劇《白毛女》，在東影導演了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和第一部獲國際獎的新中國電影《白毛女》，這部歌劇和這兩部影片如今早已是名滿天下了。就是現在沒有多少人知道的《怒海輕騎》、《畫中人》，也都非常好看，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娛樂性很強。兩年前，我隨中國電影代表團訪問越南。座談時，一位四五十歲的越南電影協會副主席說，她最喜歡的兩部中國電影是《秋翁遇仙記》和《畫中人》。我在心中暗暗贊賞她獨特別致的鑒賞力，感嘆好作品就一定會遇到知音。
田方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創立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是上海的電影明星，主演過《紅羊豪俠傳》《壯志凌云》等影片；在新中國成立后17年，膾炙人口的影片《英雄兒女》中的師政委王文清，使田方像釘子一樣牢牢地釘在了全國廣大觀眾的心中。其實，解放后田方的主業并不是電影表演，而是電影管理。他參與創建了東北電影制片廠之后，又風塵仆仆地趕到北平接收國民黨的電影廠，創建了北京電影制片廠，并擔任第一任廠長。不久升任中央電影事業管理局副局長，之后又回到北京電影制片廠，毫無怨言地當起了副廠長。
王濱和田方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先后去世。于敏在九十多歲高齡的時候，應王濱家屬的請求寫了《王濱評傳》，應田方夫人、著名電影演員于藍的請求寫了《田方傳》。可算有始有終，為他們一生的友誼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也為中國電影界留下了美好的佳話。
于敏是一個愛較真兒，極聰明，思辨能力很強的人。我們可以想象，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年輕的于敏曾經經歷了怎樣千淘萬漉、東搜西尋、上下求索、精騖八極的尋找過程，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對中國和中國人唯一管用的真理，從而確立了他此后一生服膺、踐行的世界觀。于敏自己說這個過程時引用了孔夫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他充滿激情地解釋說：“就是只要早晨讓我知道了真理，就是讓我晚上去死也行！”我們的前輩就是用這樣的精神追求著他們值得為之付出的“道”。遙想當年，什么思潮、主義沒有？恐怕只比今天更多，而絕不比今天更少。然而，一批中國人中的精英，也是20世紀這個地球上最聰明的一群人，在“上窮碧落下黃泉”之后，都殊途同歸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固然是他們的找尋終成正果的幸運，反過來也證明了這個主義確鑿的顛撲不破的真理性。今天，在64年前還是洋人眼里可以隨便欺負而不必付出任何代價的中國人，曾幾何時已經在世界上舉足輕重，沒人敢小視，這個事實本身也就比任何雄辯都更加雄辯地證明了這些前輩選擇的正確。
延安在物質上是貧瘠的，但在精神上卻是富有的。于敏就像進了熔爐的一塊鋼，受到了燒灼、錘煉。他在陜北公學當過學生，在黨中央的機關報當過記者，在魯藝實驗劇團當過教員。參加了延安整風，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和人民大眾的方向。
在解放戰爭時期，于敏輾轉來到位于黑龍江省興山的東北電影制片廠，擔任電影編劇。在他34歲的時候，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之路。今天的人往往以為，《橋》之作為新中國的第一部故事片，是組織上有意安排的結果。其實不是。當時，東影組織了好幾套創作班子，有的下部隊，有的下農村，有的下工廠……只不過于敏這一組下工廠創作的劇本最先通過，影片最先完成，又恰好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于是才歷史性地成為了新中國的第一部電影。第一部永遠是無法替代的。然而，用一部表現工人階級偉大功績的電影來迎接工人階級領導的共和國的誕生，豈不是十二分的合適嗎？在這個偶然里，誰能說沒有一點必然呢。
為了創作《橋》，于敏來到三十六棚——哈爾濱機車車輛廠。工人師傅們為了支援前線忘我勞動的激情令于敏深深感動。老工人戴著有破洞的手套，露出長著厚繭、裂著血口的雙手，叫于敏打心里感到疼。他在這里發現了世上的至美，就像法國著名畫家米勒在拾穗老婦身上發現的一樣。于敏立誓要用自己以后全部的生命寫工人，為他們立傳，讓全世界的人都認識他們。坐在于敏家的沙發上，看著他突然眼圈紅了，熱淚盈眶，哽咽地述說當年烙印在他心上的這一印象，使我也哽咽起來。我也由此知道了支撐于敏創作的更深的源泉是什么。
作為東北電影制片廠，東北抗聯的英雄事跡肯定是一個取材的富礦。英雄是眾多的。抗聯老戰士馮仲云建議寫趙一曼；但趙一曼的材料極其稀少，于敏只能苦苦地搜尋。我們不知道趙一曼當時在當地的知名度如何，但她在全國的廣為人知肯定得益于于敏編劇的電影《趙一曼》。藝術家的頭腦是個加工廠，能創作出《趙一曼》當然首先要感激生活中有趙一曼這個人，但是也要感激藝術家在生活的土壤中發現了種子，然后用自己的心血澆灌成參天的大樹。上世紀八十年代，聽說有貞德情結的法國人發現了這部影片，大為贊賞。他們大概覺得，趙一曼就是中國的“圣女貞德”。由此可見，熱愛自己祖國的情感，在全人類都是共通的。
抱著寫工人的志愿，于敏1952年舉家落戶到鞍鋼，當起了鞍鋼人。這個家一落就是26年。真正實踐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有出息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主張。我國解放后，下基層深入生活的作家并不罕見，但是，像于敏做得這樣徹底這樣認真這樣不留余地的作家還是不太多的。于敏對生活的大地流淌了誠實的汗水，生活對他的回報也是豐厚的。在這段時間里，于敏寫出了《老孟泰的故事》等多部報告文學，寫出了《高歌猛進》《無窮的潛力》《爐火正紅》等多部電影劇本，寫出了一批頗受好評的短篇小說，寫出了受到我國文學前輩葉圣陶盛贊的長篇小說力作《第一個回合》，它們無一例外地取材于我國鋼鐵工人及其家屬的生活。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于敏被調到北京，擔任中國電影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任《電影藝術》主編。于敏拿起了理論批評的武器，其實是重操舊業。在魯藝的時候，他就是教文藝理論的老師。在新中國成立17年，于敏在深入生活搞文學創作之余，曾在《電影藝術》上發表過《本末》等大塊的理論批評文字。在思潮紛紜思想多元的新時期，于敏以如椽巨筆、犀利文風撰寫了《求真》《樹人》等令人矚目的篇什，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一面旗幟。批評家的睿智、雄辯，文學家的激情、華麗，交織成于敏理論批評文字的獨特文風。
上世紀80年代初，經過電影界老同志醞釀，創立了電影界的專家獎——中國電影金雞獎。于敏是金雞獎評選中的核心人物，一連參加了十三屆。他提出的金雞獎評選的六字方針“學術、爭鳴、民主”和二十四字原則“六親不認，只認作品；八面來風，自己掌舵；不抱成見，從善如流；充分協商，顧全大局”，早已成為公認的金雞獎評選的準則，至今還印在橫幅上懸掛在每一屆金雞獎評選的現場，提醒著評委的良心，保證著評選的公正。
即使是評學術、評藝術，于敏始終沒有忘記政治，沒有忘記共產黨員的身份。上世紀80年代的一次金雞獎評選時，他語重心長地對年輕評委們說，同志們，不要看美國現在表面上對我們很客氣，可是，他們心里想的卻是要吃掉我們……會下，一位平時性情非常溫和的年輕評委憤憤地說：“老家伙現在還說這種話！我要不是看他年紀大，當時站起來就走！”
金雞獎評選中的爭論是激烈的。爭論的結果，有些人往往會顧全大局，改變自己原來的主張；而有些人則永遠會堅持自己的觀點。黃宗江先生曾笑著說：“我老從善啦，干脆改名叫‘黃從善’得了。”全場大笑。于敏則是后者的代表。他又堅定又固執，就像是一塊又大又硬、繞不過去的頑石。在第六屆金雞獎評選中，《黑炮事件》引起了激烈爭論，年輕的評委對這部影片激賞，而老同志除了鐘惦棐都不喜歡。于敏是反對最激烈的一位。我作為工作人員在會下問于敏反對的理由，以為他會說出一大篇道理。然而沒有，他只是說這部影片的核心情節不真實。我追問怎么不真實，他說，雖然德語“軸承”一詞是多義的，可以翻譯成“支架”，但是在工廠的具體語境中這個詞是單義的。他說得那么令人信服，使我啞口無言。
在新時期以來，“左派”這個詞多帶貶義，意思是思想僵化、保守之類。因此，使不少人對這頂帽子敬謝不敏。于敏在人們的眼睛里，無疑是左派。他好像也不回避。他不是一個見風使舵的人。開口先笑，語言風趣，且往往入木三分的黃宗江先生，在私下里不止一次地正色對人說：“于敏是不帶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語氣中含著明顯的敬意。
遇到長壽老人，人們往往愛打聽長壽的秘訣。據我看，于敏能夠長壽，同他勤于動腦，勤于寫作是分不開的。八九十歲在很多作家都是一個擱筆、封筆的年齡。于敏卻不管那一套，照寫不誤。年齡不成為他拒絕寫作的理由。2005年他出版了《一生是學生——于敏自傳》，下筆千言，洋洋灑灑，一氣寫了39萬字。可是，出版社原來說定的是25萬字，于是，要削足適履地刪去14萬字。于敏堅持的結果，才免去挨這一刀，得以保全下來。然而付梓之后，又發現重要的一段不翼而飛。于是，又是一場風波……據說，當時鬧得很不愉快。
于敏同志能夠長壽，還跟他意志頑強、事必躬親是分不開的。還在兩三年前，遇有輿論關注的重要影片，于敏同志必親臨影院觀看，以便形成自己的判斷。一次電影劇本中心的年會，于敏同志來了。散場的時候，我看到于敏同志哈著腰，像背著磨盤似的沿著坡道往外走，保姆在兩米開外，也沒有專車接送。我心懷惻隱地走上前去，問他用不用幫忙。他抬起頭看見是我，懷著戒備地果斷一揮手：“不用！”仿佛是怕別人剝奪他自己走路的權利似的。
201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70周年紀念前夕，我登門為《電影藝術》約稿，于敏一點兒也沒推辭，答應得很痛快，痛快得出乎我的意料。他很自信地說：“我寫起來很快。你什么時間要？”因為當過不少次于敏文章的編輯，我太相信這點了。他的文章不須改動一字，當這樣的編輯可謂幸福。我不敢催得太急，到了該要文章的日子，才再次來到于敏家。他正襟危坐在沙發上，苦惱地說文章還沒有寫，因為腰疼。然后，他不太好意思地試探地問：“……能不能用采訪的方式？”我高興地說，“行啊”。于是，進行了訪談。他語速較慢，但思路清晰，沒有多余的廢話。我照他原話整理下來，只是查了一下引證的語錄，交給他看。結果，只是由于口音的原因，把“老詩人”聽成了“老實人”，最終冠以《七十年后一回眸》發表。
其間，于敏同志談到他對當前中國電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電影不應該走好萊塢那樣的追求票房的道路，而應當走伊朗電影那樣的道路。說明他與中國電影并沒有隔絕。無論這觀點對還是不對，但希望中國電影好的拳拳之心是熱的。
（感謝于小燕女士提供于敏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