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中》：孫犁習作系列中的短篇杰構
據(jù)12月12日《天津日報》報道，孫犁在育德中學讀書時發(fā)表在《育德月刊》上的習作又有新的發(fā)現(xiàn)。河北安新縣周潤彪先生從圖書館藏書目錄匯編上發(fā)現(xiàn)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有《育德月刊》；劉宗武和周潤彪兩位專家查閱后得知，此間竟藏有完整的23本共27期《育德月刊》，在過去發(fā)現(xiàn)的小說《孝嗎？》《棄兒》和獨幕劇《頓足》之外，又發(fā)現(xiàn)了另外兩篇小說：《麥田中》和《自殺》。
這兩篇小說的發(fā)現(xiàn)，使孫犁中學時代的習作成了一個比較可觀的系列，在孫犁創(chuàng)作的早期、中期、晚期三階段之前新添了一個準備期，從而為研究者在更為開闊的歷史背景上考察孫犁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的軌跡、歷史進程及其演變的蹤跡，提供了新的實證性資料與另一研究視角。
在20世紀初葉的中國北方，保定育德中學是與天津南開中學齊名的名校。據(jù)介紹，《育德月刊》是育德中學同學會創(chuàng)辦的文科綜合性月刊，每期刊出二至五篇文學作品，包括小說、詩歌和劇本。它上面刊登過名家如胡適等人的文章。1928年10月1日創(chuàng)刊，被官方“特準掛號認為新聞紙類”，被一些著名圖書館收藏。因之，該刊與一般中學校刊的質量與地位明顯不同。從現(xiàn)在知道的情況看，孫犁似是當年在校同學中發(fā)表作品最多的一位；晚年，他對此時期的習作有著深情的回憶。
把《麥田中》《自殺》這兩篇小說放在上述5篇習作整體之中，我們才能看清楚孫犁中學習作期在文學創(chuàng)作準備方面所達到的高度，進而梳理他一生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脈絡。從五篇習作的題材看：16歲寫的小說《自殺》敘述一對青年男女為反對封建禮教對他們婚姻自主的干涉而雙雙自殺的慘劇；17歲寫的小說《孝嗎？》，講述了一位朝鮮革命青年秋影在母親鼓勵之下克服封建觀念走上戰(zhàn)場的故事；稍后發(fā)表的小說《棄兒》，寫了一個舉人家的少奶奶被舊禮教逼著“守節(jié)不嫁”，有了私生子之后被拋冰凍的葦坑而自身又被逼死的悲劇；同年寫的獨幕劇《頓足》，演繹的是朝鮮青年反抗日本文化侵略、人身欺凌的一幕；而18歲寫的小說《麥田中》，寫的是一位富家小姐在夜戲散后于麥田中與昔日相識的青年野合而被人發(fā)現(xiàn)、赤裸裸地捆在一起，并被數(shù)百閑人圍觀、終于被受過王姑娘父親栽培的村副李先生設計放走的悲喜劇。總之，孫犁的五篇習作，是繼承著五四文學反抗封建禮教、爭取個性解放的傳統(tǒng)，而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則著意于“為人生”的現(xiàn)實主義的路子，汲取著魯迅和文學研究會的精神營養(yǎng)。
我以為，新發(fā)現(xiàn)的兩篇小說，彌補了此前那三篇作品中朝鮮生活題材占到兩篇、中國社會生活題材僅有一篇的不平衡性；而在寫作時間上，《自殺》寫于1929年上半年，當時孫犁正好16歲整，《麥田中》寫于1931年夏初，孫犁正好18歲整，恰恰從上限和下限上延伸了此前三篇作品寫作的時間，從而便于我們在孫犁中學時代習作系列整體性方面，作出一些分析。沿著時間的軸線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雖然這五篇作品在思想、藝術上都達到了一定的水準，各有其功力，但分開而論，寫于最后的小說《麥田中》還是藝術水平最高，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五篇“少作”的翹楚和代表作，它代表了孫犁中學時代習作的最高水平。按照時下的說法，小說《麥田中》，應該說是孫犁習作期的一篇“標志性”作品。在研究孫犁創(chuàng)作時，我們要關注到習作期少年孫犁隨著年齡的增長、文學修養(yǎng)的提高，當他剛剛叩開青年大門之時，這篇《麥田中》大大地跨越了中學生優(yōu)秀作文的檔次，實實在在地邁進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大門乃至比較成熟，見出作者非凡的文學才華，而“孫振勛”儼然是一位訓練有素、基本功相當不錯的青年作家了！在一定意義上，人們可以把此期的《麥田中》與后來的《荷花淀》相提并論，因為它們都是一個時期的代表作。
我們在考察《麥田中》的藝術成就時，還要考慮到中學生的任務是學習，孫犁（五篇習作皆署名真實姓名孫振勛）不可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創(chuàng)作的磨煉上，而且每次的作文都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在如此的境況下，《麥田中》所達到的藝術水準，實在使人驚奇不已！
我們說《麥田中》在藝術上接近成熟，是有根據(jù)的。首先，該篇感情飽滿凝重，以一種悲戚而又略帶滑稽的美學格調傾訴著封建禮教“家規(guī)”壓制和吞噬青年人婚姻與愛情的罪惡。久被禁錮的王姑娘，與俊美的舊日相識野合而被捆綁、羞辱圍觀和私設公堂審問，而數(shù)百名看客“好過癮”、“有趣”的喊叫以及用柳條抽打“她”和“他”的舉動，為舊禮教制造的慘痛悲劇抹上了一層戲謔的色彩。整篇小說，因而顯示著悲喜劇交織的美學格調。其次，小說的場景和人物描寫甚為簡潔，毫無閑筆浪墨。前者，如寫道：“夜戲散了，將近午夜，遠處的燈光的照耀，天空星兒的微光，可以使人們看得真切一點，但是不久便有人提了兩只燈籠來，放在肉體的一旁，觀眾越覺得有趣了。”寥寥幾筆就使讀者進入了故事中的規(guī)定情景。寫人物的語言、舉動和神態(tài)，都能夠突出其表現(xiàn)特征，頗多畫龍點睛之筆，具傳神之妙。在柳條的抽打和人們的笑罵之下，“他是一言不發(fā)，一動不動，合著眼，伸著腿無可奈何的躺著”；“她——香汗流下，紅唇發(fā)紫，面色由紅而赤而蒼白了”。純用魯迅所擅長和推崇的“白描”。村副出場的描寫也是如此：“當兩盞紗燈照路，兩位紳士陪伴的村副李經(jīng)常先生來到的時候，人們便迅速的不約而同的向后退去，一個人為的墻壁的胡同便形成了，村副這才舉動莊嚴的大搖大擺的走進人群。”可謂一筆并寫了人物與動態(tài)的環(huán)境兩面！復次，結構安排巧妙、見出匠心。開頭以“兩個赤裸裸的身體，綑在一起，平行地上下的放在地上。在這人跡稀少的綠苗中，站滿了看熱鬧的男女”——從故事的高潮處起筆，逐步地在情節(jié)的進展中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由年輕的小三招呼眾人來看熱鬧并公決要對犯事者“拷問”，引出村副來到；進而寫村副在燈光下凝視姑娘的“面貌”——“就是這一眼他那摸著黑胡須的手垂下了，面上出現(xiàn)了慚怒為難的色彩，不說一句話，呆呆地站起來”。他發(fā)現(xiàn)了什么？——小說并沒有點破，而是讓眾人散開，說是要把那兩個人“帶到廟內去問”。趁人群走向廟里之機，李先生把姑娘帶回家里穿上衣服，定好計謀，黎明時分把姑娘送回她的家里，對家人用設定的謊話遮掩過去。第二天，人們知道李先生把犯事的倆人放了，而至今還不知道他們是哪村的，這“叫大家都悶悶的”。小說的最后一部分，抖出了全部的包袱：原來，姑娘的父親王先生給母親還愿演夜戲，平日不能出門的王姑娘跟了祖母看完戲的時候便同姐妹們去看燈。沒有想到走散后遇見了外祖母村的一位一起玩過的要好的青年。春心蕩漾，目光熾熱，他們走進了麥苗的密處……后文交代的有兩點：其一，姑娘“本來已經(jīng)十八了，生理上的發(fā)育，早已完全了。深閨中的寂寞，說不出口的煩悶，使她的心熱烈地燃燒著；有時偶爾看見她父親同姨太太們的談笑，兄嫂們私房的艷事，都能使她感到十二分的苦悶與羨慕”——使姑娘的犯事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其二，李先生之所以如此處理這件事，因為他“同王先生是世交，又是門當戶對，并且自己曾受過王先生的栽培，絕對的不能將這話叫王先生知道或者傳出”——故事的結穴處又文勢搖曳地生出另一波折：“但是一想到他那愛如己子的外甥，再想到自幼訂好的外甥媳婦——王姑娘，他便垂了頭，微微地嘆氣。”顯然，全篇在結構上，用的是“倒卷簾”的手法。布局巧妙，倒敘穿插于順敘之中，波瀾起伏、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情節(jié)牽動著讀者的審美期待，引發(fā)了讀者的情感共鳴。最為難得的是：小說語言很是凝練、簡潔而又質樸，在不經(jīng)意中閃耀著淡淡的文采。場景歷歷如繪，人物栩栩如生，全靠的是他那一支能放能收、流轉自如、繪聲繪色的生花妙筆。細細咀嚼，我們會驚異地發(fā)現(xiàn)：作為未來的文學家，孫犁在他邁進青年年齡段之初，就已經(jīng)練就了相當突出的語言功力——不應當忽視，這是孫犁在30歲出頭成為名家，在晚年成為文學大師的一個先決條件：他在語言修養(yǎng)上起點很高，功力頗為深厚。
當然，圍繞著孫犁這五篇中學時代的習作系列，包括我們此處認為是其代表作的《麥田中》，許許多多的相關課題還有待研究者進行深入探討。孫犁青年時代在延安，就寫出了《荷花淀》《蘆花蕩》等短篇名作，中年寫出了不凡的《鐵木前傳》，晚年成就了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散文大師，看來與他在少年時代就逐步奠定了很是扎實的文學創(chuàng)作功底，是大有關系的！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