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猿揖別，人類帶來了一面“鏡子”，那就是藝術。在這面人類自己磨明的鏡子里，人既能看見他者，也能看到自身，即看到關系中的人，進而認識關系中的人。因此，藝術這面鏡子，用馬克思的話說，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是以審美的形式把握世界的方式。仲呈祥的《文苑問道——我與人民日報三十年》（重慶出版社）匯集作者30年來發表于人民日報的148篇文章，既是一面平面鏡，從一個側面反映著中國文苑30年歷史之真切；又是一架望遠鏡，印證著作者在紛繁復雜的文苑現象中經過反復比較后得出的規律判斷；還是一副顯微鏡，對一些標志性的作品進行具體深入的剖析，為后來者提供理論引領。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每一個時代總有彪炳這個時代的文藝形式，而每一種文藝的創造總是在檢驗著引領這一實踐的理論，同時又促進新的文藝理論的誕生。《文苑問道》記錄了新時期以來的小說、戲劇、影視等藝術創作與文藝思潮相摩相蕩的過程，雖然由于研究者個體存在理論視域差異，不可能作全景式的歷史記錄，但是該書對所涉獵的藝術作品的深入剖析，以及對文藝創作一般規律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研究當代文藝思潮史的后來者提供鏡鑒。如果說《文苑問道》中《杜絕熒屏“三化”傾向》諸篇是對黨的文藝方針導向的呼應，那么《令人憂慮的信息》、《警惕藝壇媚俗文化泛濫》諸篇就是對文藝作品大是大非的價值判斷，以及對一些不良傾向的忠言相勸甚至疾呼棒喝，而《中國社會主義電視劇的美學品格》、《重在引領，貴在自覺》等則是彰顯功力的個人審美體驗和學理闡釋。

　　學者的學術價值之一在于從紛繁復雜的現象中深入本質，掌握規律，并在未來的實踐中加以檢驗。《文苑問道》關于文藝的從屬論、文藝作品的主題、創作論等重大理論問題表現出的前瞻性和獨到見解，促人深思。

　　就文藝的從屬問題，仲呈祥認為文藝不能簡單地從屬于政治或經濟，文藝應具有相對獨立性，是一種具有獨特審美功能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而關于藝術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他在1993年的《電視劇與文化市場》一文中就已經觸及。文中所談的諸如“怎樣認識進入文化市場的電視劇的藝術價值與市場利潤產生矛盾的現象”等問題，倘無一定的學術勇氣和清醒的規律把握，斷難提出。

　　就文藝作品的主題問題，在30年前的《直面人生，開拓未來》一文中，仲呈祥不無憂慮地指出小說創作存在“避世”苗頭：“某些作者離開現實生活去追求什么‘永久性’的主題，回避或粉飾尖銳的社會矛盾去追求什么‘安全’、‘穩妥’的題材，甚至投合某些人所好，生編硬造去追求什么‘票房價值’……產生這種狀況，固然有其復雜的社會的、歷史的原因，但究其主觀因素而言，恐怕主要的還是作者缺乏時代的責任感和歷史的主動性。”30年過去了，這種“避世”苗頭尚未杜絕，產生了為數不少的脫離實際、脫離生活、脫離群眾的偽現實主義作品，更不要說走在前面引領群眾的審美情趣了。

　　就文藝作品的創作問題，仲呈祥針對片面追求“觀賞性”、“收視率”的現象，指出“觀賞性”僅僅是“藝術性”的有機組成，片面追求觀賞性，那就承認了有一種不講究觀賞性的藝術性或排斥觀賞性的藝術性。優秀的文藝作品應該是“有思想的藝術與有藝術的思想相統一”，因為“沒有思想的藝術不是優秀的藝術，缺乏理想的審美不是真正的審美”。可時至今日，片面追求“觀賞性”的觀念還有相當市場，“營造視覺奇觀”還被一些創作者奉為圭臬，內容上止于“養眼”而不“養心”，目的是為了“化錢”而非“化人”。

　　《文苑問道》對具體作品的理論批評具有方法論意義。仲呈祥將148篇文章原汁原味地和盤托出而“不毀少作”，并說“我總以為，文藝理論批評貴在說真話，抒真情，求真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隨風偏倒，趨時附勢，喪失良知，今日曰是，明日言非，不足取也”。究其敢于示人的“底氣”，當是他披上的辯證法甲胄并以馬克思主義的“美學觀史學觀”文藝批評標準貫穿始終。這“一體兩翼”是他作為文藝理論家的縝密的批評理論系統，而將這一理論系統堅持30年，就是他的學術操守和學術“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