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竹齋藝話（八十九）
● 表達詩意，能否形畫寓意成功，雖然要憑借點線、設色等筆墨技巧，但相局構圖，隨情設境，都必須謀劃在先，“取成于心”（見董逌《廣川畫跋》）。兵家講究“決勝于帷幄”，書畫家也有“意在筆先”、“相局深思落筆前”的說法。僅以浮思表相，率爾成畫，類同詩文注釋，不耐尋味，就顯得直白膚淺了。
宋代熙寧年間（1068-1077）擔任過畫院藝學的山水畫家郭熙，曾對這種為詩文注釋的畫法頗有微詞，郭曰“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于峰畔；（畫）《智者樂水圖》，作一叟耳于巖前。此不擴充之病也”，說當時有的畫家思無深致，只會圖示詩句，譬如畫《仁者樂山圖》，就畫一老頭在山峰前支頤呆想；若畫《智者樂水圖》，則畫一老頭在巖石前作側耳傾聽溪泉水聲狀。郭熙直言不諱地指出，膚淺的病根就在學養局限（即“不擴充”）而致思路狹窄。
郭熙認為，《樂山圖》《樂水圖》其實并不難畫，“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可以含蓄處理，激發觀者由直接感觸而入間接聯想，“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真即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見郭熙《林泉高致》）。白居易的《草堂圖》不明說“樂山”，但山景滃郁美甚，其意已出。同樣，王維的《輞川圖》也未標目《樂水》，但水中之樂溢諸畫外，寓意亦昭然矣。
行文及此，想起歐陽修的“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詩畫相同又各逞其異，如果繪畫不講含蓄掩隱，情趣索然，見畫則不如讀詩。至于觀者，自有其審美的主觀能動作用，或許能讀出更多意趣，也不奇怪，原本千面讀者通常會有千面的閱讀結果，所以點到為止，以“少少許勝多多許”最好。
譬如畫“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宋歐陽修），只知畫金籠之鳥，卻不知畫林間自在也是一種思路。又畫“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唐李頎），畫家多畫枝上鳥啼，夜空星稀，不知操琴聲起，萬籟俱寂，更加切題。又畫“飛瀑正拖千嶂雨，斜陽先放一峰晴”（近代林則徐），搶先去畫千嶂飛瀑又紅日欲下者未必高明，殊不知墨黛潑出數峰，無須落日，唯一線飛瀑和一峰露頂湛明，也是一種超然手段。
聽香港詩人、書畫收藏家葉玉超先生講，上世紀八十年代前香港畫師收徒，大都沿襲傳統作法，通常先由其師評鑒其書畫水平，然后相邀文史或書畫界的前輩聚會一處，以詩句命題測試優選的學生，一則可以考查其學養、識見、敏悟，一則還可以獲知其功夫深淺和即席發揮與應變的真實水平。葉先生說，“只會低頭畫畫，無有學養，又不聰明的，頂多成一畫匠。太聰明，無有學養識見的，多半開店自售，太太作經紀人。這最后一關，說誰誰保薦的，任多大面子都沒什么用，平素不讀書不修煉，到場一張嘴，跟上臺唱戲一樣，什么水平，清清楚楚。畫師朋友經常請我選詩出題，見過許多，十幾年發展下來，結果都大致跟當初預估的差不多。日后能聲名振響畫壇的畫才當屬難得，而難得的畫才在人品上好之外，還必須才情學識四者具備又功夫兼善。如此畫才，往往千人不可得一……”
有一年，某畫師欲收弟子，福建廣東也有人赴港躍躍一試。畫師令學生以明代馬俊詩句“翠微深見寺，綠野暗啼鶯”現場作畫。二十六人參試，最后入選者三人。三人水平也各有高低。有二人皆畫綠樹掩映，路邊枝上鶯兒爭鳴，山徑直通松院寺門，不同的是，一畫客人與書童相攜攀登；一畫山徑有一老僧合十，正在恭迎客人。獨一年齡稍長的參試者畫綠翳深幽的山林高處露出古寺一角，又客行山徑回步轉身，仰面作側聽狀。
畫師與評委點評，前二人未深刻理解馬俊詩的“深、暗”二字。鶯兒爭鳴，不得“暗”字；徑通寺門，不得“深”字。既有寺門，又畫老僧出迎，不解“省法”。不如不畫徑通寺門，只畫僧人路迎，反得含蓄。那位年齡稍長者所畫，萬綠隱寺，只露一角，是“深”；客人行過，回步轉身，說明方才路過時未見鶯兒；回轉身來，必是聽見了鶯啼，現在又仰面側聽，說明鶯啼聞得卻尋它不得，這就是“暗”。“深見寺”與“暗啼鶯”，合寫出一個“幽”字，正中詩意。此畫不僅構思巧妙精致，而且最精彩的是，客行山徑回步轉身又仰面側聽，寫畫中人情態畢現，無聲勝過有聲，故得勝出。
書畫家可以很聰明，大約只須精于觀察，厚于積學，功于煉技，“富儲養，廣門庭”（任伯年語），如此天長日久，何愁藝事不成？舍去人品和平素的修煉不論，或許就差了那一點靈慧悟覺，多少沙彌沒有修成至上大禪師，留下了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1999年9月）
● 世間訴訟，涉案如果關系到書寫筆跡、筆墨慣好以及紙張證據的年時鑒定等，經常咨詢善書者或精通文房四寶的專業人員。所謂“訪漁問樵”，方法雖然古老一點，卻是探尋客觀事實真相的一種重要途徑。斷案公正，僅有法官自詡端正公心當然不夠，持柄秉正與據實明察，同為關鍵。其中的據實明察，就是合情合理的調查分析，相信明眼本于明識，判斷基于真知，終不難獲得真相。
雍正時，松江有位善書者吳墨謙，不但熟悉文房四寶，還通曉法律條例，逢人請他代寫訴狀呈牘，他必然先詳細叩問實情。如果當事人理曲，吳公即出面為他們調解，免于對簿公堂之苦。如果理直，必為其呈訴，上官壓抑亦不放棄，所以在地方上，頗盛聲名。
當時，某富紳想侵吞民家的一處“未賣絕之活產（最終沒有買斷的產業），而業重價輕（產業較大而富豪給付的價錢太低）”，牽扯近三十年，再舊話重提，又無可解說，乃尋覓到一張故紙，偽造成二十幾年前的售業文書，作一絕據。上面的筆墨濃淡，故作滄桑，乍一看，都極其相符，儼然陳舊憑據。富豪又請人摹仿舊契偽造了圖印，更加虛飾亂真。等到民家告到官衙，要求追回產業，富豪便在公堂呈驗了上述證據。這證據十分厲害，直令被無端奪去產業的民家后人沒法辯駁，呼冤鳴屈又天地不應。吳墨謙聞之，立即從掌管案牘的人那里索取“買斷文書”（呈堂證據）觀之。反覆細察紙質、印章等后，吳公密告民家說“此證據系偽作”，立即為之申訴，抱打不平，直至真相大白。
吳公據實明察，對呈堂證據質疑主要有兩點。其一，歷經二十余年之久的紙質證據上的蠹蟲痕跡可疑。因為經過辨認，證據用紙雖然確實是故紙，但“民家契卷，既不可懸之于壁，又不可鋪之于幾（桌幾），則藏之篋；復慮其污且損也，則夾之書中（如果擔心遭遇污損的話，還會夾入書籍中）”，肯定特別隱蔽小心。如此珍藏的紙質證物，其蠹痕必然吻合，斷無蠹蟲能東西穿穴之理。其二，呈堂證據的契約雖是故紙，但折疊的紋跡可疑，料是故紙新疊。因為按照此契的折紋復原，蠹痕參差，不能重疊，這點非常異怪，殊不可解。據此，祈求官府調取富商收藏契約的器物（篋、書籍等）進行實際比對。最后，富豪作偽欺民的丑態畢現。面對吳公的據實明察，富家根本“無可呈報”（提供不出收藏契約的器物），只得放棄侵占。
當然，逢著比較復雜的案件，僅僅依靠書畫家的眼力和經驗辨識墨跡、紙質、印章等，尚不足以辯明事實真相，即是說，有時尚不能完全引以為鐵證，還需要假以現場環境、情理人事等進行綜合性的具體分析。
另有一案也很有意思，足以說明書法家吳墨謙不單有犀利卓識的眼光，還頗具析理入絲的辨識能力。當時徽州有流氓地痞欲敲詐一家“質庫”（即今稱當鋪）的錢財，讓人臨摹那家當鋪執筆先生的書寫筆跡“繆草”（書體名，即手寫的繆篆），又仿刻其印章，按照當鋪值當的例行開票款式，自造了偽票，說以寶珠一顆典當，折算五百金，如果當期內典當人持金來贖取，當鋪交不出寶珠，須償付千金。有災躲不過，地痞果真持此當票前來贖當，而當鋪拒贖，糾紛升級，訴訟至衙門。當鋪的東家是個聰明人，立馬取出當月的號簿貨單呈送官府，一看，當鋪的底單上根本沒有典當寶珠的存根。那地痞轉而又去訴訟當鋪的伙計，說寶珠沒有入賬，必定為伙計侵吞沒入。因為地痞假當票的書寫筆跡和仿刻的印章搞得仿佛亂真，古代科學鑒定的技術手段又非常落后，所以僅憑眼力和經驗，官府也一時難斷真偽。正當大家無奈之際，吳公取過這張當票審視良久，發現了破綻，遂笑著安慰伙計，說“無恐，易剖耳（別害怕，容易辯白清楚）”。
于是，又呈狀官府。首先說明當鋪的質當程序：按照當地各典當鋪的店規，慣例是讓年長一點的伙計寫票，大型典當鋪柜上伙計多，一般雇傭四名，中等的當鋪雇傭三名，稍次的也得雇傭兩名，各授票百張，都點數清楚后“以木扦貫而授之，否則落紙如飛，散同秋葉矣”，所以，不管是哪個伙計簽收的，又無論新舊當票，只要落當生根，都必須有木扦子扎穿的洞眼。然后，吳公由此切入真相，說既然不管是誰簽收書寫的新舊當票，上面都必須有木扦子扎穿的洞眼，那么就請衙門查檢各個當鋪的當票驗之，必知都有孔眼，現在此票無孔眼，定非典當物也。吳公分析鑿鑿有理，地痞語塞，乃逃遁他鄉。
就破案之類的事情來看，國人常說的“老天有眼”，“作惡終歸留破綻，天憐良善放生機”等，將功勞歸于老天，其真實的含意都是一種勸誡，即“勿為惡，為惡天不容”。老天懲惡助善，“留破綻”或者“放生機”，最終真相大白，實際上都必須基于科學的發現和分析。明眼本于明識，判斷基于真知，這是個硬道理。吳墨謙為人釋訟事在當時影響較大，后來被《清稗類鈔》輯入，也確實為辦案參酌留下了智辯分析的杰出樣本，縱今人讀來也頗受啟迪。
（1995年1月）
（編輯：蘇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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